而另一方面，國內也開始想辦法，討論讓皿方罍能夠回歸的可能性。

    大家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已經有了成功案例的法律手段追討。

    但是文物追討是一個嚴密的法律訴訟流程，並非如普羅大眾所想像的那般輕易。

    雖然我國在1970年與今年簽署了兩份關於文物保護的國際公約，但這兩份公約作為法律文書，本身也具備一定程度的缺陷：首先是追溯期限有相應限制，理論上法律只從簽署日期開始生效，並不具備追溯性，也就是說，1970年簽署的法律，只能約束到1970年之後的文物流失行為，對於之前流失文物，想要通過1970年條約追回是極度困難的。

    其二就是法律主體的轉移，雖然國家有法律規定地面和地下的文物屬於國有，但這同樣也在《文物保護法》生效以後才能生效，即便《文物保護法》強調了追溯前提，但也只能上追到「建國後」，也就是說，四九年是一個分水嶺。

    第三是公約只對簽署協議的國家才生效，它不是兩個「強行法」，所以約束力甚微。因此追討中常見的現象是，在文物幾經轉手之後，一些國外博物館與收藏者常以「善意取得」為理由進行搪塞。

    皿方罍既非戰爭掠奪流出，又非被盜流失，年代還遠在建國之前就已經流失海外，而且還幾經易手，因此想要通過法律追討，幾乎是不可能的。

    好在法律沒法有效追討的時候，文博界、企業界和收藏界還可以出手。

    因此當王老爺子找到周至和林婉秋提及此事以後，兩人就開始了應對之策。

    首先是林婉秋發現了皿方罍曾為盧氏所收藏的證據，發現他最終是通過嘉德拍賣行將文物轉手的。

    而在法國有一個研究盧芹齋的專家，漢學家羅拉女士，剛好還是嘉德高級副總裁、中國瓷器與藝術品部國際主管。

    而這個羅拉女士和周至在為安思遠籌備佳士得四季拍賣會時，受嘉德的幕後老闆貝林爵士推薦，和周至有過深切的合作。

    羅拉和嘉德在港島的分部，太古嘉德的總裁袁曙華也是閨蜜，袁曙華受過周至的大恩惠，周至不但幫助她拿下了安思遠中國藝術品四季拍賣會不說，還在太古嘉德開業拍賣會上，以重金拍下張大千的潑彩代表作《巫峽雲山》，創下了當天拍價之最。雖然周至沒有去嘉德的可能，但雙方關係一直比較融洽，幾次合作都非常愉快。

    現在還人情的時候到了，剛好羅拉在籌備出版《盧芹齋傳》，對於嘉德保留的其文物交易中的往來信函、賬目、訂單、圖版等史料，非常有研究，於是將那些資料都發給了周至。

    周至在其中找到了皿方罍的圖錄，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盧芹齋當年那些商業憑證，如今成了他不打自招的確鑿罪證。

    在這些資料所揭示的鏈條里，盧芹齋當時不但把握了西方博物館與大藏家的需求，還在國內建立了一條高效率的採購偷運網絡，使販賣文物成為一個跨國生意。

    別的文物都還好說，但是皿方罍從一開始流入石瑜璋手中就是存在瑕疵的，之後各地政府也一直將其列為罪犯，並對皿方罍進行追索。

    雖然政府到現在已經換了幾茬，新政府在法律上的約束力約束不到在舊政府里發生的犯罪行為，但是有一點是可以明確的，那就是在輿情，或者民眾心裏，在每一個有基本公序良俗的人的心中，都會覺得皿方罍的流出過程是存在瑕疵的，是「非法」的，或者說，是「程序錯誤」的。

    這就和「善意獲取」，存在些許的區別。

    接下來就是周至拿着這些理由，找自己的那些熟人，對新田進行輪番「勸說」了。

    首先就是羅拉，羅拉坦誠地告訴新田棟一，這件藏品如今看來存在未知風險，一旦它的流散過程被公之於眾，哪怕不受任何法律的約束，它也會被貼上「盜失文物」的標籤，真正有臉面的大藏家，都會對其退避三舍，而真正有實力的大拍賣行，也會提防着對手拿這個說事兒，不敢輕易接手藏品推介。

    也就是說，今後皿方罍只可能由一些名氣不彰的拍賣行籌拍，而潛在買家的實力也會大打折扣。

    換一個說法，那就是皿方罍的事情傳開以後，這件藏品搞不好就會砸在手裏，將來即便再想出手，怕也賣不上好價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