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是沐休日，全朝廷停止辦公，他們還沉浸在昨日巨大的歡慶之中，不可自拔。讀字閣 m.duzige.com

    大明朝的京城與歷代都不同，歷代皇都，都是設在絕對安全的中心地帶，只有大明，是設在位於邊疆的地帶。

    國初時的北平，是戎邊重鎮之一，燕王朱棣，戎邊有責，所以才會訓練出一支能征善戰的軍隊，才可以在日後靖難搶天下。

    在遷都之後，這裏也是處於邊城之區域，百里之外就是長城，長城之外就是遊牧民族的地盤，這叫天子守國門。

    元明朝和後世的滿清和共和國定都北京，只有明朝的時候北京是前線，其它都是以北京作為中心城市建設的，任何一朝首都都不會放在前線，大明朝把首都遷到北京，主要是成祖個人駕御能力較強，加上北京是其發跡的地方，當時對付北方，成祖是個人能力較強，率軍出征也是北京較為便利。但是之後形勢就發生逆轉了，與其說天子守國門，不如說除了成祖，餘下的皇帝們呆的北京，都成為了明朝最繁重的負擔。

    主要是漕運問題，朱棣去世後，他的兒子朱高熾繼位，是為明仁宗，明仁宗在詔書中表示：「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四方向仰咸南京，斯亦吾之素心。」——《仁宗實錄卷十五》。

    仁宗已經表示除因為遷都北京而導致的漕運問題，使得國家負擔加重，而南京因為水利方便以及南方地力的開發，足以勝任首都之選，仍然想把都城遷回南京，但是大家都知道的，仁宗短命，繼位沒多少日子就去世了，這項決議也就擱置下來了。

    仁宗皇帝在詔書中提及的「南北供億之勞，軍民俱困」指代的就是當時因為北京地區的產出無法滿足北京作為京師首都的需求，需要從南方運糧，從而導致開發運河、疏通水利，一大批的水利設施在永樂年間開始實行。

    洪武年間因為疏通水利已經使得民間不堪重負，「洪武中，河岸衝決，河道淤塞。故於陸路置八遞運所，每所用民丁三千，車二百輛，歲久民困其役。」

    永樂年間，漕運的數額從原來的二百五十萬石增加到了三百萬石。宣宗宣德五年三月，陳瑄上書：「支運法軍民均勞甚善。但民病舍穡往還，不若益耗兌軍便。」帝是其議，改為「兌運法」。行之既久，耗亦納官，失初意矣。

    到了宣宗年間，漕運已經成為國家的巨大負擔，而且，越改越糟，「失初意矣」，什麼是初意？概運南方之糧食救濟京師也，說明此時對於京師的漕運，不僅並沒有完全改善京師的情況，而且還在日益成為這個國家的巨大負擔。

    而到了景泰年間。「壩閘漸頹，水道淤淺」。到了成化年間，成化七年（辛卯，一四七一），罷瓜、淮兌運。河、淮以南，以四百萬供京師；河、淮以北，八百萬供邊境。

    此時已經不僅僅是對於京師的四百萬供應了，漕運還承擔着對於邊境八百萬石的供應，可見當時北方地力之差以及邊境戰事的吃緊、軍隊的大量集結所導致的漕運負擔過重。

    而戰事也是一個問題，有明一代，北方的邊境一直不是很太平，經常被蒙古侵犯，大明為此建九邊重鎮。

    這嘉靖三十六年至嘉靖四十五年十年的時間，北方蒙古各大部落一共侵犯明朝邊境達至少26次，被明朝當地軍隊成功抵禦擊退的次數大概在4到5次左右，戰死、被殺的明朝副總兵、總兵、游擊將軍、參將等至少15人以上，而明朝軍隊主動出擊的次數記錄在案的大概有三次，兩次成功一次失敗指揮官戰死。

    在真實的歷史上，北京作為首都的王朝，依然都是比較難守的。

    「燕北迫蠻貊，內錯齊晉，崎嶇強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數矣。及秦人滅趙，敗燕軍於易水之西，而國隨以亡。臧荼、盧綰、燕王旦國於燕，不旋踵而隕斃。彭寵以漁陽賈禍。公孫瓚以易京覆宗。王浚掩有幽州，幸晉室多故，冀以自雄，而見戕於石羯。段匹有幽州，而仍不能自立也。杜洛周、葛榮、韓嬰之輩，旋起旋滅，皆不足道。高開道竊有漁陽，身死而地歸於唐。天寶以後，以河北叛亂者，凡十七起。其能免於誅夷，保其宗祀者，不數見也。」所以說，燕北之地在古代實為邊疆，的確不適合定都。

    當然大明朝初年建都北京有着積極的意義，但是明朝卻沒能實現開疆拓土把握時機，導致北京真的成為了前線，這是與元代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