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三餉向來被評價為亡國之舉，這已經是所有人的共識。

    簡單的看，萬曆初年張居正主持朝政時候，是明帝國經濟狀況最好的時代，當時戶部太倉庫歲收入四百萬兩白銀，號稱國庫充溢。而到崇禎年間，三餉加派多達每年近兩千萬兩白銀，可想可知耗盡國力。

    然而，明政府不是不知道加派的危害，只是確有迫不得已的地方。

    《明史食貨志》記載：

    御史赫晉亦言：「萬曆末年，合九邊餉止二百八十萬。今加派遼餉七百三十餘萬。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萬以輸京師，又括京師二千萬以輸邊者乎？」疏語雖切直，而時事危急，不能從也。

    明末天災人禍、內憂外患不絕，帝國財政入不敷出，無力籌備軍餉組建軍隊，又不能任蠻夷、流寇**國家而置之不理，於是不得不徵收巨額賦稅，卻又將良善百姓逼上造反之路。為禦敵入侵而加派，因加派而逼民為寇，要蕩寇又得加派，於是惡性循環，乃至亡國。

    但明末這種加派和平亂兩難的局面，究竟應該怎樣妥善解決呢？

    對此，孟森先生說：夫古禮家之說，年不順成，天地祖宗可以殺禮，社稷神詆可以變置。古者神權最重，而救國只有奪典禮，而不聞可以剝民生。臥薪嘗膽，乃有國者自處於極苦，與軍民同其生活，自能盡全國之人力物力以度此難關。

    孟森先生的這種意見代表了傳統史觀的看法，雖然合情，卻未必合理。

    明帝國戶部正常歲收入不過四、五百萬兩白銀，皇帝個人收入金花銀不過一百萬兩白銀，在支出京師宮廷日常開銷、武將薪酬等等必要費用後，只要節省，就能解決遼東邊防所需每年上千萬兩白銀的問題嗎？

    顯而易見，三餉深深的加重了人民的負擔，但在明末時期賦稅最重的是在長江三角洲一代，為什麼期賦稅最重的地區沒有造反起義呢？

    仔細想來，其實關於三餉以及相關的明代財政稅收我們還有很多問題沒搞清楚。三餉究竟佔到明帝國田賦總收入的多少？三餉攤入田賦的是多少？三餉怎樣分配給各個地區？明代真實的財政總收入是多少，明末軍事費用的總支出是多少？明帝國的財政結構是怎樣的？

    了解這些以後，我們才能做出判斷：明末三餉是否過分重到民眾不可接受？明帝國是否能夠在不徵收三餉的情況下打贏國外國內戰爭？

    2.三餉的計算

    遼餉，徵收於萬曆四十六年遼東戰爭，總共為一千零二十九萬九千六百零二兩。《明史食貨志》記載：「戶部尚書李汝華乃援征倭、播例，畝加三厘五毫，天下之賦增二百萬有奇。明年復加三厘五毫。明年，以兵工二部請，復加二厘。通前後九厘，增賦五百二十萬，遂為定額。」崇禎四年，「乃於九厘之畝復征三厘，共增賦稅百六十五萬四千有奇。」

    剿餉，徵收於崇禎十年，共二百八十萬兩。《明史》記載：主要來源於「因糧」（畝輸六合，石折銀八錢，歲得銀百九十二萬九千有奇）、「溢地」（歲得銀四十萬六千有奇）、「事例」、「驛遞」（前此郵驛裁省之銀，以二十萬充餉）。

    剿餉，徵收於崇禎十二年結束。

    練餉，徵收於崇禎十二年。合計七百三十餘萬兩。《明史》記載：主要包括田賦（大江南北地狹糧重，乃照地畝，每畝加一分，共四百八十一萬一千八百餘兩）。以及賦役（七十萬）、兵部所裁站銀（五十萬）、關稅（二十萬）、鹽課（四十萬）、契稅（二十四萬）、賬罰（二十萬）、典稅（三萬）、公費節約（一萬），雜稅合之二百七十八萬。

    三餉同時徵收時加起來大概有二千一百萬兩白銀。

    我們主要討論的加派中最大的項目——田賦。

    明政府採用的是萬曆六年會計錄所額定的田畝數，共七百多萬頃（折算七億畝，即七千萬畝），然後在此基礎上進行加派。

    遼餉加派計算

    序號田地基數（萬畝）加派率計算加派銀（萬兩）實際加派銀（萬兩）偏差率說明

    170000.035245

    2000.82萬曆四十六年加派

    270000.035245

    2000.82萬曆四十七年加派

    370000.021401

    200.86萬曆四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