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風雲的婚事辦完，時間轉眼就到了十一月初，這一日，忽然一條從京城開封飛鴿傳書傳來的消息讓風雲衛上下大吃一驚。

    乾祐三年十一月初，史弘肇和楊邠、王章奉命上朝時，在宮殿外邊的走廊中被幾十名武功高強的侍衛當場殺死。毫無疑問，設計殺死三人的正是當朝皇帝劉承祐。

    此事傳出，朝野震驚，無故擅殺大臣，這是歷朝歷代的大忌，是昏君、暴君的標誌之一。

    這可與當初劉知遠臨死前殺杜重威不同，當時劉知遠自知必死，而且杜重威乃是降臣，心懷不詭，投降劉知遠不過是權宜之計。所以，就算劉知遠殺了他，其造成的影響並不太大，隨着劉知遠的駕崩，這件事的影響也就逐漸消散。

    而劉承祐擅殺史弘肇和楊邠、王章三位大臣則不同，這三人都是顧命大臣，受先帝劉知遠的臨終囑託，輔佐劉承祐。

    史弘肇和楊邠雖然飛揚跋扈，但終究是忠於大漢，並無反心，對劉承祐雖然不敬，但那也是武將本色，當今世上的武將有幾個不是如此？這兩人就算有罪，也罪不及死。

    王章更不必說了，他是文臣，雖然跟史弘肇走得近一些，但並沒有犯什麼錯，更是無辜。

    劉承祐不教而誅，以暗殺的手段在大殿門口誅殺了三名顧命大臣，已經犯下了帝王的大忌。

    華夏傳承，非常講究先教而後誅，即使大臣有罪，也應該交由三司會審（注1），確定其罪當誅，將其罪行公佈天下後才可以問斬，這樣才算是名正言順。並非是皇帝想怎麼做就能怎麼做，想殺誰便殺誰。若是任由皇帝乾綱獨斷、肆意妄為，對觸怒他的大臣任意誅殺，那還要三省六部做什麼？還要刑部、大理寺、御史台做什麼？

    作為大臣，如果連自己的性命都沒有保證，全在帝王的喜怒之間，那天下還有幾人會去做忠臣、諍臣？不如直接討好皇帝，說些皇帝愛聽的話，做皇帝喜歡的事，換取自己的榮華富貴豈不更好？

    畢竟在這世上，有誰真的不怕死？敢於冒着殺頭的危險，當面指責皇帝錯誤的人又能有幾個？古往今來，翻遍史書，也才不過區區那麼些個人。要不然，魏徵又怎麼能因為面叱大唐太宗皇帝之過而揚名青史？

    這是對皇權的限制，也是對華夏傳承的保護。

    皇帝縱使是貴為九五之尊，代表上天統治萬民，但也不能橫行無忌，否則就是無道昏君。真到了皇帝可以無所顧忌、橫行無忌之時，那就意味着離滅國已經不遠了。

    夏桀王如此，商紂王如此，隋煬帝也是如此……

    如果時間再往後拉久一點，到了那個人人腦袋上留着一根豬尾巴的朝代，也是如此。

    在那個留髮不留頭的荒唐朝代，皇權的統治到了從未有過的極致，所有的大臣都成了皇帝家唯唯諾諾的家奴，漢民百姓更成了奴才的奴才，連作為人起碼的尊嚴都難以保證。

    皇帝可以毫無忌憚，某一個民族整整數百萬人可以籠起袖子玩鳥，無所事事，受人供養。整個華夏幾乎退回到了奴隸社會。

    那麼，當鴉片戰爭的炮火在華夏大地上響起時，就不能責怪百姓非但不幫助統治者的軍隊，反而為侵略者引路。因為那不是侵略者與華夏的戰爭，而是侵略者與統治者的戰爭，華夏只是戰勝者的戰利品，那場戰爭與百姓何干？

    那麼，當倭國的屠刀舉起來的時候，就不能責怪東南諸省居然宣稱中立，偌大一個國家，竟然只能憑着區區幾省之力在抗爭，在倭國沒有露出它猙獰的面容之前，實在看不出統治者比倭奴好出多少。

    那個朝代，歷史可以根據需要被肆意更改，說真話會被殺頭，說錯一個字，也會被殺頭。華夏的脊梁骨被硬生生地折斷，華夏傳承幾乎被終結，讓整個華夏都充滿了自卑，後來連承載文明的文字都因為這種自卑，幾乎被徹底廢除。曾經的歷史，曾經的榮耀與屈辱都被一律抹殺。

    華夏文明幾乎被掃入歷史的故紙堆中，從此世上差點就再無華夏，只剩下失去靈魂的空蕩蕩軀殼，如同那個野心勃勃而又懦弱無能的鄰居一樣。

    當然，此時的人們當然不會知道千年之後的事情。在這個胡亂的時代，中原雖然很亂，很弱小，但華夏文明還是這世上最強大的文明，對四周的蠻夷充滿了誘惑力，即便上溯五六百年，在五胡亂華的年代，也是如此。

    漢人即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