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銳走出音樂廳，其實就是為了躲清靜的。

    當然，音樂廳外的集會更喧鬧，但是，畢竟沒有人不停的拉着自己，一邊囉哩囉嗦的說話，一邊還美其名曰交換意見了。

    儘管有些國際性的學者，其實是很喜歡這樣的場合，甚至追求這樣的場合，但楊銳並沒有必要拉關係，尤其是拉國際關係。

    一方面，他有自己的華銳製藥和華銳實驗室打底，另一方面，國際性企業的錢也不是那麼好拿的。

    歐美的學者可以毫無顧忌的拿歐美企業的錢——其實也不是完全的沒有顧忌，有些時候拿了私企的錢就拿不了公共基金了，拿了公共基金也許就拿不到學校的資金了，拿了黑人組織的錢，到南方就不好募資了，拿了化妝品集團或醫藥集團的錢，環保類基金的鈔票就等於放棄了——而對楊銳來說，拿錢就更要謹慎了。

    中國人雖然開始玩實用主義了，但曾經的g點也沒有就此消失。像是日本企業的錢，能不能拿呢。

    要是理智的說，日本一億多人口裏面，出上三五個願意為世界和人類發展做出貢獻的有錢人，也是有可能的吧。

    再說了，用日本人的錢，給中國科學家做研究，聽起來似乎也沒有什麼問題，中國在富起來之前的幾十年裏，還真沒少拿日本的無息貸款。

    可是看看砸日本車的，還有時不時泛起的抵制日貨的言論，就知道，無論這筆錢拿的多麼的光明正大，也不是全然沒有代價的。

    至於其他國家，其實也大差不差，韓國會鬧事，朝鮮也不清靜，印尼有排華，馬來西亞和新加坡扼守的馬六甲海峽簡直就是問題炸彈，中東更不用說了，什麼奇怪的事都有可能出現。再遠一點的歐洲，先把八國聯軍數出來，剩下的葡萄牙佔過澳門，荷蘭佔過台灣，名不見經傳的不丹都通過麥克馬洪線拉了一片藏南的土地去……

    近代以來，與中國關係好的國家就沒幾個，甭管天南海北的，要數齷齪的話，都能找出三五點來。

    這種情況下，拿錢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民眾的情緒簡直是一點就炸。楊銳要是真的全用自己的錢做研究也就算了，但在這個世界上，沒人真能做到此點，公共資金終究是需要的，這就需要公眾的支持。

    比爾蓋茨要是敢將自己的錢拿出來給科學家造，最多也就是看兩場海嘯罷了——肯定是比水花兒大，但是，想想真的會有科學家拿錢去製造海嘯的話，出錢的人還是會感覺到心累吧。

    總而言之，楊銳對於拿誰的錢，怎麼拿錢，都是有挑選的。

    他也是有挑選資格的。

    同樣是學者，甚至是諾獎級學者，地位也是不一樣的。

    有些諾獎級學者在富裕的學校和富裕的專業裏面，一年拿到上億美元的經費，悶着頭做研究就行了。這也是名校吸引高端學者的主要手段。

    但是，這樣的學者的自決權也比較小，什麼錢能拿，什麼錢不能拿，也得受制於學校。像是哈佛就規定捐款不能帶條件，那帶帽子的經費再吸引人，哈佛的學者也拿不到。

    相較而言，楊銳這樣的學者，雖然不能將所有科研以外的事拋之腦後，但在決定權方面，也是更大的。

    若是有足夠高的開價的話，楊銳相信，北大也不會介意自己的生命科學院換個名字，至於逸夫樓這樣的東西，就更不在話下了，還省得給一號樓二號樓起名字麻煩。

    除此以外，不同的科研項目所需的經費也是不同的。理論物理學家可以閉門思索，實驗物理學家為了粒子加速器的建設，頭髮都要掉光了。

    生物學的開銷不上不下，說起來是比化學之類的多的，畢竟還是比不上物理學的花費，加上國內的開銷和地位的不同，楊銳的狀況，也就介於睡與跑之間。

    僅僅是一個宴會，楊銳本身的判斷能力，並不足以測試這些錢的理智程度。

    因此，楊銳也就放棄了聊天混經費的機會。

    說一段話就能賺到百萬美元經費的學者固然存在，但楊銳顯然並不是營銷型品種的。

    與其呆在音樂廳里被人圍觀兼騷擾，弄不好還會說錯話，楊銳還不如出去喝酒。

    晚宴本來就是給大家一個合理喝酒的機會，至少瑞典人的晚宴是這樣的，歷屆諾獎獲得者通常都比較內斂，或者說，年齡太大，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