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絲毫不否認其他人的理性思考的能力。或者說，在我看來，人類的理性思考的能力，是區別人類之於動物的最重要的一個標誌，然而，關鍵的問題在於，人們是不是都有了排除其他的事物的干擾進行理性思考的能力。

    人類的個人的情感，社會的大的輿論環境，甚至於其他人的每一句話的一舉一動，都在影響人們的自由，都在阻礙着某一個人去做出最後的對自己來說最正確的選擇。

    正是因為每一個個人都會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而在自己的判斷和選擇上迷失方向，所以，歷史上的所有人，都試圖去尋找一條「理想主義」的道路，或者我們稱之為唯一正確的道路。

    比如，在政治制度的追尋上，25年前，在那場貫穿了半個實際的兩個超級大國的對抗結束之後，某位學者興奮地喊出了「歷史的終結」的結論。認為這場對抗的結束表明着某種具體的政治制度的勝利。

    雖然馬上各種各樣的實際例子把他的這種想法推入了深淵，甚至連他自己也被迫去承認當時自己的判斷的武斷——但是，我覺得我們無權去指責他，或者笑話他，他不是在對其他人進行洗腦，或者有什麼目的才說出這番話的，他是真正切切地就這麼認為的。至於他為什麼這麼認為，那是因為，他是一個理想主義者，他相信在那場對抗結束後，人類真的發現了一個光明的「正確」的未來。

    這個世界上總是現實主義者更多，他們只看到了冷冰冰的殘酷的現實，他們只看到了弱肉強食的某種世界。但是，這個世界上總是不缺乏理想主義者，因為只有理想主義者才會去構建制度，現實主義者對制度不屑一顧，認為絕對的實力可以擊垮制度，理想主義者希望用制度去進行束縛，認為制度可以制約暴力。

    那麼，真的有一套理想的制度嗎？我認為是沒有的——但是這不代表我站在現實主義者這一邊，我否認理想制度本身，但是我並不否認人類對理想的制度的追求，或者說，正是因為有了對這種理想的追求，才有人類社會的發展。

    而對理想制度的追求的本身，那就是理想本身。

    當然，這種上升到全人類角度的，宏觀的理念與我無關。我更需要關注的，是現在的我的行為的準則。

    本質上，我是一個追求理想的人，我無力追求一個解決人類的大方向問題的最優解，但是我追求對每個問題的解決的最優解，而這個最優解，我從頭到尾都相信，應該是由每一個人，根據自己的理性判斷，根據自己的理想思考，最後做出的。

    所以，我所追求的，是人類在追求解決每一個問題時的自由的狀態，但是，如果人類無法達到這種自由的狀態，這種理想主義的結論也就無從談起了。

    那麼，我所要做的，就是對那些不明白自己應該做什麼的人提供幫助。

    如果，更加嚴肅一點的話，那就是由我來帶給那些人自由的觀念——我在這裏借用過了盧梭的觀點：如果人們不知道他們的自由為何物的話，那就由我，來強迫他們去獲得他們的自由吧！

    由比濱和也——《高中斷章——之四自由之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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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章說幾個有意思的點，主角不認為有一套理想制度，這種觀點是所謂的理性懷疑主義，然而他的做法卻是絕對理性主義的指導下導致的結果（兩者的聯繫和區分有興趣可以自行百度之類的），我也很佩服我把這兩者強行嫁接起來——總之是為了承接主角之前的思想和接下來的二次轉變吧。

    然後是，盧梭關於自由問題的原話是，強迫的自由不是真正的自由。然而，尤其在20世紀之後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中，羅素，哈耶克，包括我這本書所參照的以賽亞·伯林等很多自由主義者都指出，盧梭的實際觀點反而會導致極權主義的出現，這種實際造成的結果與自己說出的話偏離什麼的，好吧，其實也和主角很像。

    當然啦，這章其實就是扯淡，今晚儘量再寫一章，否則我自己都不好意思說這章算是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