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認可曹操是一代梟雄的話，在三國時代，真正在謀略上擊敗曹操，並讓曹操自己都很佩服的人，就是賈詡了.賈詡可稱三國實力派謀士。這是從兩個方面講的，第一是他的所謀略之奇之准，頗有些算無遺策的感覺，其所謀影響之巨，無愧於第一謀士之稱；第二是因為他是最典型意義上的權術家，不像諸葛亮身擔丞相之職，重在治國安邦，也不像周瑜承荷將帥之任，長於領兵作戰。賈詡更無意於成為擁兵自重、稱霸一方的軍閥，他的身份永遠在幕後，他不斷地從某個將軍深厚的帷幕後閃身而出，表面上是獻計，卻往往收到運籌帷幄的效果。

    賈詡給人的感覺是，像一個把謀略本身當作一種美，只追求謀略才華之展示的唯美主義者：只要自己的計謀有用武之地，他並不在乎江山變色，他為李傕、郭汜出主意，也不是要真心輔佐他們。賈詡之所以在分明看出張繡沒有遠大前途的前提下，仍毅然委身於張繡帳下，僅僅是因為張繡能夠對他言聽計從，能使他的謀略得以施展。

    東漢末年，禮教已無法維繫人心，喊着忠義的人往往是舉着忠義的旗號，追求自己想要的東西。個人在道德失范的同時，又要面對風雨飄搖的亂世。在這個亂世，個體生命沒有任何保障，軍閥混戰、外族劫掠、強盜橫行、天災不斷，在這樣一個風雲變色的時代，所有的道德都要讓位於生存的需要。而這些矛盾在賈詡的出生地--武威，又是尤其地尖銳突出。僻處西涼的武威，仁義禮教的道德規範本來就淡薄，與遊牧民族鬥爭與雜處的生活體驗、嚴峻的生存環境的考驗是賈詡不會去在意那些已經變得虛偽的道德，他的謀略只是關注生存，以他和他周邊的人的生存為第一義，因為沒有精神束縛，他可以縱橫馳騁地展現自己的謀略才華。正是在這種精神自由中，他的謀略達到了權變的極至。

    賈詡是歷史的一顆明星，他以時代所賦予他的性格和才華，在不自覺中摧毀了一個滿目創痍的王朝體制。舊的體制不摧毀，新的個人及個人精神便不可能誕生。我們是無法簡單地用道德的眼光來評價賈詡這個奇人的。他像一個在亂世中遊戲人生的人。他追求權勢，但小心翼翼地保護自己；他對哪個勢力都沒有真正的感情，冷眼看待天下的滄桑沉浮；他把施展才華看作一種樂趣，看着事件按照自己所預期的那樣發展；你可以說他無情，但在那個時代，賈詡有理由選擇做一個旁觀者和唯美主義的權謀遊戲者。

    賈詡，身懷奇謀，膽識過人，閱歷繁複，志節深沉。他的品質里也許有着種種別人難以企及之處，但就客觀效果而論，東漢末年的天下大亂，他難辭其咎。當年陳壽撰《三國志》時，曾將賈詡與曹操手下最具威望的二荀（荀彧、荀攸）並列立傳，引起了注家裴松之的不滿。此事見仁見智，我覺得若撇開道德威望，先注重影響世事的深度，則賈詡與二荀並列，並無不當。

    雖然賈詡常以漢室忠臣自詡，也確曾有功於皇上，但他顯然更熱衷於放縱自己天賦的謀士才華，而較少計較千秋功名。在各路軍閥此起彼伏的混戰中，在漢獻帝由長安到洛陽的奔命過程中，在東西二京的喋血殺伐中，我們都能看到賈詡的智慧。

    董卓死後，司徒王允專權。王司徒只是一個碌碌之輩，而且不知體恤，濫開殺戒之弊，他剛剛上台就殺掉了當時的文豪蔡邕。但風雨飄搖的漢朝江山畢竟獲得了短暫的喘息機會。董卓手下部將李傕和郭汜，王允若本着首惡既除，協從不問的態度，則這兩個手上握有兵權的傢伙便會歸化朝廷，如此，因討伐董卓而起的關東諸雄不知旌麾何指，也可能權且罷兵。中國歷史在步入這一章時，雖然會略嫌平淡，但於國於民，實屬大幸。剛愎無用的司徒王允，對李傕、郭汜下達了追殺令。只有3000飛熊軍的李傕、郭汜等本來也想認命了，他們決定解散部隊，自己再分頭向大西北逃亡。如果這樣的話則王允雖然極為不明智，卻畢竟沒有種下惡果，東漢政權暫時還能遷延些時日。

    賈詡恰恰在此時脫影而出發表了一下宏論，李傕、郭汜對賈詡素來敬重，便洗耳恭聽。詡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若不濟，走未遲也。」1

    當年陳勝、吳廣被迫"揭竿而起"，所持的理由，正與賈詡此時的想法相同。區別是，無論陳勝、吳廣還是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