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齊國這幾年的日子過得也是相當不好，內憂外患。

    墨家對齊國採取的政策是經濟掠奪，而且又因為齊國的分封建制的制度，使得出現了「財富歸墨、黑鍋歸齊」的局面。

    齊墨戰爭之後，實際上齊國從經濟基礎上被分成了兩個部分。

    一個是濟水以南的齊國西南地區，這裏被墨家佔據之後，以秋風掃落葉的暴烈手段摧毀了這裏的封建制度，土地劃分給農夫並且為之後的暴烈土改提前演練。

    戰爭結束後的談判上，田氏捏着鼻子承認了所有的新地契，代價是墨家退出濟水以南的齊西南地區。

    這種情況下，濟水以南的齊西南地區本身就適合耕種，從而使得小農自耕農農業成為主流。

    這裏是作為泗上的「市場」存在的，自耕農的消費能力是封地農奴的幾倍甚至幾十倍。

    齊國要回了這裏，可也只有名義上的治權，實際上原本的舊的統治基礎被粉碎，使得齊國在這裏說話完全不如在城邑村社裏密佈的墨家的基層組織有效。

    要貸款，找墨家；要鐵器，找墨家；要解決糾紛，找墨家組織……

    齊國在這裏的存在極為尷尬，就剩下個收稅。

    然而齊國在這裏收十個錢的稅，泗上的工商業就能在這裏賺取三十個錢的利潤。

    可利潤買賣這是自願的，收稅卻不是自願的，再說墨家一直在講稅收的用途，齊國卻偏偏又沒幹，這使得齊國在這裏背着的是罵名。

    而在濟水以北以及齊國的中心地區，又和齊西南地區是完全兩種模式的經濟。

    本身齊國西南地區原本都是魯國的地盤，齊國對於這裏的人不信任，之前就是讓他們多繳稅而少服兵役。

    齊國的中心地區貴族制度極為濃厚，田氏靠着多生孩子佔據封地的家族流取代了姜齊，這麼多的親戚不內鬥是不可能的。

    田和田昊兄弟倆搞死了其餘的兄弟，兩個人最終也鬧翻，可是齊國的統治基礎並沒有發生變化。

    齊墨戰爭之後，田氏面臨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弄清楚誰是敵人、誰是朋友、誰是可信賴者、誰是不可信賴者、誰能夠支持他們的統治。

    論變革，利萬民，田氏明白自己怎麼做都不可能比墨家做的更激進。

    而齊西南地區之後的表現讓他們確信，變革變革，越變這些民眾越不要臉，所求的就越多。

    齊墨戰爭之後，齊西南地區可謂是齊國變革最為劇烈的地方，民眾得利最多的地方，但也是民眾要求深入變革呼聲最高的地方。

    反倒是仍舊在舊制度統治之下的中心地區，那裏的農夫和封田農奴比起齊西南地區苦多了，可那裏反而更加安靜一些統治起來也容易。

    田氏明白，必須得和貴族治邦國，因為走另一條路的話根本爭不過墨家，最後得罪了貴族、又沒有獲得新興知識士人商人的支持，反倒是不利於統治。

    田氏代齊為自己找的法理，是五行五德之說，這又使得出現了很多尷尬的選擇。

    炎黃之戰，黃帝戰勝了炎帝，因為姜齊是炎帝的後人；陳田是黃帝的後人，所以田氏代齊是為天命。

    這種天命，就使得齊國必須依靠貴族來統治，繼續維持尊卑有序的秩序，而且墨家咄咄逼人的態度以及齊西南地區的情況，都使得齊國沒有別的選擇。

    為了團結貴族使之認可齊國的統治，就必須要給貴族足夠的利益。

    齊國的君權需要集中，但卻又不能夠認可尚賢之說，因為尚賢再往後推，墨家的學說集中之地又距離齊國太近，尚賢再推理一下就可以推出君主世襲也是不對的。

    原本歷史上齊國舉辦了稷下學宮，使得各國的游士都往齊國集中，可以選拔人才，從而用官僚逐漸取代世襲貴族以求變革。

    可現在天下的學術中心在彭城，游士們當然願意選擇聽起來更有道理、更為平等、機會更多的墨家學說，前往彭城遊學或是學習知識或是想辦法出仕。

    如此也斷絕了齊國這種依靠游士加強集權的可能。

    最終齊國選擇的道路，就是和貴族達成一種妥協：齊國從貴族手裏收取一定的稅費，給予貴族在東部土地上在封地上的更多權利，田齊建立一支常備軍，而宗法制下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