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號的華盛頓，天氣還算晴朗。

    從國家記者俱樂部回財政部的路上，保爾森的座車內，氣壓有些偏低。

    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為剛才在俱樂部里的演講效果。

    這麼說吧，別說是在內閣里，就是在整個華盛頓所有知名的政治人物中，保爾森的演講水平，也非常一般。

    他的聲音有些沙啞且尖利，一急躁起來，說話便會有些結結巴巴，因為並沒有什麼突出的辯才，在回答記者提問時，他的反應，一般都不會太出彩。

    何況，就從他對演講稿都不太關心這事上，助手們就看得出來，他對今天這場演講的態度，相當敷衍。

    所以，大家原本就不對這場演講的效果，抱有什麼期待。

    對這樣的事，他們原本就非常無所謂。

    因為，保爾森在華盛頓人心目中的形象，依然是一位強音的執行官，而不是一位八面玲瓏的政治家。

    他過往所取得的那些驕人成就，都是實打實的做出來的，而不是靠着一張嘴說出來的。

    而在這樣所有人都不踏實的時候，這樣不擅長演講，但解決和處理問題的能力一流的實幹家，反而更容易得到民眾的信任和支持。

    但即便這樣，也不意味着你能當着那麼多記者的面，把話給說錯啊，而且還是那麼不可原諒的錯誤。

    在剛才的演講中，部長大人突然就把「想對納稅人負責」，說成了「不想對納稅人負責，」

    你要是說成「不想對華爾街負責」，那該多好？

    雖然他極力解釋，但相信在場的那些記者們，可不會放過這樣一個猛料。

    保爾森一直在低頭看着文件，好像剛才根本就出現過那樣嚴重的口誤一樣。

    因為他壓根就沒打算從此以後，就成為一個政客，所以，說錯了也就說錯了。

    他現在有更急迫的事情要去操心。

    昨天晚上，他和蓋特納一起，已經篩選過眾多貝爾斯登可能的接盤者——其中就包括德意志銀行，最後，他們在這個問題上達成了一致。

    他們還探討了在實施過程中所會遇到的一些挑戰，集中起來，有兩點，一個，就是貝爾斯登的估價；另一個，就是讓紐約聯儲董事會同意他們的貸款協議。

    但眼下最關鍵的問題，在於選擇一個什麼樣的時機，去實施這個方案。

    因為他們目前並不清楚，貝爾斯登手裏還有多少現金，而在貝爾斯登還沒有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時，他們顯然不好直接插手。

    不然，那就形同逼迫貝爾斯登賣公司。

    所以，問題又回到了實施過程中那兩個難點上。

    他正在借看文件沉思，車裏有手機的鈴聲響起。

    幾秒鐘過後，那個該死的手機還是在哪持續的發出噪音，保爾森抬起頭來，看到助手們都把手機放回口袋裏，其中一位指了指他的口袋。

    保爾森摸了一下，「抱歉，」

    他掏出自己的黑莓，一看屏幕上的來電，連忙接了起來，「馮，」

    「漢克，剛剛的那個口誤，多少會有麻煩哦，」馮一平說。

    保爾森都不問馮一平怎麼這麼快就知道了這個消息，「現在麻煩夠多了，不在乎再多這一個，」

    「那我想，等相關計劃出台的時候，一定會有人攻擊這一點，說你從一開始，就沒想着對納稅人負責，」馮一平接着說。

    保爾森自然也想到了這一點。

    也就是，當他提出那個數額空前的救市方案時，一定會有人拿他今天的口誤做文章，說他只是相對華爾街負責，而不相對納稅人負責。

    「馮，無論如何，那時我一定會遭到各種攻擊，我只要保證我的方案能通過就好，」

    馮一平聽出了他話里的信心。

    他也相信，保爾森一定能讓自己的方案通過，因為，一個像他這麼傑出的ceo，一定都是解決問題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