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自來信奉黃道吉日，休言君王嫁娶，便是民間喜事，亦要擇一好日子。陸謙大婚，自然便是如此。由入雲龍公孫勝出馬，蓋無不好。

    此類事避凶祈吉求安，民俗事象，不能簡單地歸於封建迷信。在陸謙看來，這更是一種文化。雖說於後世年輕一輩來言，確實繁瑣。

    喜日還未到，益都城內，大街小巷已經遍盈羅綺，張燈結綵，花團錦簇，好不熱鬧。

    靄靄祥雲籠紫閣，融融瑞氣罩樓台。說的就是這益都城。

    方天定還是第一次來到益都，自從當年一別，惶惶年餘光景，卻都已經物是人非了。他方天定再不是單單是方臘的兒子，更是南國太子，受封南安王。

    方臘一個『聖公』封自己的兒子當王，這「聖公」果然很厲害。

    一年多光景過去，南北兩邊關係依舊親密。就比如眼下，梁山從外海內河兩條線路，向方臘軍持續輸入鐵料、皮革。以來換取江南的絲帛糧米。

    誰叫江南之地雖富裕，其境內卻缺鐵少鐵。大江之南的鐵礦，更多分佈在嶺南，也即是粵地。其在宋朝僅產鐵五萬餘斤，到了哲宗時期，鐵課就已接近三百萬斤。也即是說，南廣一地明面上的產鐵量就已近乎一千五百萬斤。再有便是福建路，而後為荊湖，最次是江南西路。

    如此情況下，兩邊便存在着先天上的互補。

    陸謙控制着北宋四大鐵監之二，又與遼地女真通商，鐵料、皮革自然優厚，而南方掌控江南，絲帛米糧豐盛，又因海貿斷絕，其現如今唯一之出口，就只有陸齊。

    而陸謙以物易物，從南方收入絲帛、糧米，其一用來養軍，二用來養民。

    自秋收後氣溫轉涼時，齊魯之地便以糧米絲帛為誘，調動農民百姓之積極性，維修道路，開挖水渠。宋末時節，趙佶怠政，其下官府亦多無所作為。梁山軍縱然以俘虜修補道路、河堤，可偌大的齊魯，怎可能輕易便做完？

    且一縣之中，道路先放一邊，水渠一事，亦是重中之重。老百姓可以不走路，但不能不吃飯。

    看看齊魯之地有多少田畝，其中有多少水澆地，又有多少旱地？後者可只能年年看老天爺臉色吃飯。

    而若是水渠修築好，那就是另一個模樣了。

    水車、翻車、風車，多的是汲水手段。

    但百姓是無組織無頭緒的，他們合起來是一股強大的力量，但若沒有一個明確的引導。那就是一團亂麻。

    陸謙如是便以絲帛糧米為誘，引導他輩努力。

    蓋因為宋代不比漢唐，彼時役夫不給口食，是以徭役繁重，便是百姓莫大之壓力。而趙匡胤一反役夫不給口食的古制，訂下「一夫日給米二升」的夫糧制度。此後，夫役雇法便為趙宋祖法。

    趙大都能舍之，陸謙又如何不能？再針對老弱強壯定下勞動量，少勞有懲，多勞有獎，絲帛糧米自能誘的百姓們努力。

    且陸謙要求『就地取捨』，儘可能的叫百姓在本地勞役，而不是沂州的農民調去休黃河。

    如此，南北兩邊可取所需。方臘得兵甲皮革，以壯武備，梁山軍得絲帛錢糧，可養軍養民。

    雖山東士林之中對此頗有誹議，以為陸謙治民，一味驅之以利，苛之於術，而無德育教化。但一群無權無勢的渣渣，便是輿論都掀動不起，只能用來噪耳。且還必須是陸謙這般耳朵較長者。

    方天定與高玉兩個先一步入得城來，沒去禮部那空殼一般的鴻臚寺，而是先在益都城內行走，往來看賞。轉過城門，見酒肆茶坊，不計其數，往來錦衣花帽之人，紛紛濟濟。

    城中還特意劃出專供車馬行走的馳道，依舊一左一右，一溜馬隊正走在其上，一匹匹健馬都負重累累。

    益都地處陸地，也無河流穿過，這裏看不到杭州市井那一處處的拱橋，也見不到一艘艘船兒。能看到的只有車馬。

    城內卻是比杭州城尤要熱鬧許多，酒店茶樓鱗次櫛比，各種店鋪字號多不勝數，各種車轎騾馬忙碌不停。那左手一處油鋪，門前客人熙熙攘攘，裏面客人也不少，銷售形勢很好，還有車馬往來運送。看那店鋪幌子上掛着一個「鯨」字，方天定就曉得此乃鯨油也。

    他在江南亦得過此物，還有一批上等的蠟燭，皆出自鯨魚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