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首屆世博會後，一國自行決定舉辦這一傳統的延承使世博會愈來愈多。在一九三一年國際展覽局成立之前，世博會舉辦機制相當混亂，競爭也不斷加劇。1888年甚至出現同一年有四個國家同時舉辦世博會的歷史紀錄：西班牙巴塞羅那、比利時布魯塞爾、澳大利亞墨爾本、英國格拉斯哥。

    再看看1900年之後：1902年俄羅斯聖彼得堡；1903年德國漢諾威、日本大阪；1904年俄羅斯聖彼得堡、美國聖路易斯；1905年比利時列日；1906年意大利米蘭、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1907年愛爾蘭都柏林；1908年英國倫敦、西班牙薩拉戈薩等——都在舉辦世博會。

    如果人們願意，他幾乎可以在各種世博會上度過20世紀的頭一個十年。世博會當時已經成為展示和激勵創新的平台，人們都希望利用世博這一平台來發佈最新的技術和研究成果，各國也希望藉此來提高國際聲譽，並展示國家的面貌。

    1903年3月1日至7月1日,日本政府在大阪市的天王寺舉辦了「第五次國內勸業博覽會」，又稱大阪博覽會。博覽會分列農業、園藝、礦冶、化學、工業製作、教育學術、衛生、經濟等八處展館；另外還設有參考館，展出各國物品。

    對於世博會的態度，滿清政府依然認為是「炫珍耀奇」的無益之舉，以「中國向來不尚新奇，無物可助」為理由再度拒絕官方參加，由地方官商自願選購物品參展。

    相對於官府的冷淡，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地方，比如東南省份的官商，對參加博覽會還是很有積極性的。江蘇、浙江、福建、廣東、湖北等地都派員參與，各設展廳。

    而趙海鎮通過申請和運作，天廚味精、騰龍和翔鳳品牌的服飾、玩偶，以及加班加點製造出來、還比較粗陋的酚醛塑料商品，也呈列在了江蘇展廳。

    王卓然與十六名新招聘的原廣方言館的學生，彩鳳和小雲子，在陳文強的安排下，提前赴日，在博覽會上學習研究，並了解世界新技術的發展。

    在博覽會上，王卓然等人不僅長了見識，更在思想上有了急求上進的變化。知恥而後勇，雖然中國館的景象令人感到屈辱，但未嘗不是刺激的良藥。

    作為新技術、新工藝的展示會，博覽會的展品象徵着時代的潮流，應有啟迪未來、繼往開來的產品，而大阪博覽會的中國館的六省展品卻是基本雷同，且正好相反，多數為彰顯過去的文物類的展品，比如漢瓦當、唐經幢等古物，再就是陶瓷、茶葉、生絲等傳統商品，與外國展品一比，實在是乏善可陳，暮氣沉沉。

    而在王卓然等人先期到達日本大阪時，還經歷了一場涉及到國恥的交涉。因為日本主辦者不設福建館，而將福建物產工藝放入台灣館，分明是昭示着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尤其是在中國館展示三寸金蓮、鴉*片煙具等陋俗，嚴重損害了中國的尊嚴，是對中國的蓄意侮辱。

    秦毓鎏等留學生特地從東京趕到大阪博覽會現場。本想一睹來自祖國的物產工藝，以慰鄉思。不料一進入中國館，眼前的景象讓他們既失望又氣憤。當即找博覽會負責人提出質問。並致電東京留學生會館，請派代表前來抗爭。並商定以留學生會館的名義，致函國內正準備派往大阪博覽會的各省官商，告知日方在大阪博覽會上有嚴重損害我國家尊嚴之舉，勸告他們不要前往大阪。

    此事終於引起日本政府重視，他們深怕事態進一步擴大，引起世界輿論譁然。遂下令大阪地方官干涉此事，答應中國留學生的要求。王卓然等人也參加了此番抗爭交涉，等到陳文強到達大阪時，「已不復見該博覽會有此種陳列」。

    「都是正活潑好動的青少年，怎麼感覺你們的氣氛有些沉悶呢？」陳文強抬頭似笑非笑地看着王卓然，說道：「感受到屈辱，覺察到落後，這都不要緊。知恥而後勇，有了觸痛，奮發向上的動力才更足。」

    「明治維新三十餘年，日本在工業方面所取得的進展，令人驚詫。」王卓然苦笑了一下，感慨道：「老大的中國，不知要何時方能追趕而上？更不要說那些西方列強了。」

    「明治維新後的日本第一次參加維也納世博會，估計也是和咱們一樣的心態。」陳文強沉吟了一下，說道：「在當時七十七人的代表團中，有六十六人是工程師，他們在展覽期間專心致志地學習研究，回到日本後，撰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