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俄戰爭的結果是一個強盜打敗了另一個強盜，日本強盜在中國東北擴張了勢力，俄國強盜則減緩了遠東的侵略步伐，兩個強盜以握手言和而告終。受害者呢，除了戰爭留下的滿目瘡痍，什麼也沒得到。

    從歷史上看，日本打贏這場戰爭，對中國的傷害更大。不僅日本舉國上下都認為在東北的利益是靠着日本人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絕不能輕易放棄，更隨着軍國主義的盛行，把東北當成了侵略中國的基地和跳板。

    可惜呀，滿清這具殭屍還在苟延殘喘，眾多的革命者雖心憂國家，有激情，有血性，但在道路的選擇和行動的方式上，卻並不令人感到滿意。甚至在革命立論上已經走了極端，胡亂批判，胡亂樹敵。

    比如在東京開始的論戰，雖然只是剛剛開始，但從鄒容的信中，陳文強卻有些驚訝地看到了這樣一種觀點，而且是眾多革命黨人眼中的北辰所說的。

    「……於光復之前而言實業救國，言立憲救國，則所救為非我之國，所圖乃他族之強……」儘管陳文強在東京與北辰進行過暢談，也聽到一些北辰類似的觀點，但卻沒有這麼明確，這麼偏激，這麼狹隘。

    將立憲救國、實業救國的人士一杆子全打翻，陳文強覺得很不可思議，何況他也是其中之一呢！當然，此番出格言論可能多出於「民族義憤」，是立場、態度、感情問題而非理性認識上的問題。但若以此等「共識」打造成熟、理性、對國家未來敢於負責的優秀革命黨，則無可期待。

    是加入、引導，還是漸行漸遠，陳文強對此很費思量。被狂熱情緒所左右的革命者，能接受自己這番在他們看來過於冷靜，也過於保守的革命方略嗎？

    坐在石階上，陳文強想得如此出神，直到蔡元培和楊篤生走到近前，他才恍然覺察。

    「文強老弟，你這份禮物實在是——」蔡元培苦笑搖頭，是責怪，是感激，這還真是挺複雜的情緒。

    陳文強呵呵一笑，說道：「舉手之勞，不用謝。」

    蔡元培愣怔了一下，與楊篤生對視一眼，不由得都笑了起來。

    要說楊篤生（又名楊守仁），在晚清新政時期的湘省，也是個亮點人物，與楊度並稱「湘中二楊」。一九零二年赴日本留學，初用功奮進，「習日語、數學甚苦，嘗失足傾跌，傷足趾，痛甚，然扶病上講堂受課，不肯休。」後見國勢日危，遂無心向學，「欲奔走呼號」，以救亡扶危，歸國往來於北京、上海之間，主持參與組織了北京的暗殺活動。「黨人能**，自守仁始」，甚至因此損傷一目。

    一九零九年，楊篤生前往英國留學；1911年，他聽說廣州起義（黃花崗起義）失敗，許多同志犧牲，神情沮喪，夜不成寐，於同年七月初於利物浦蹈海自盡，遺囑中還將歷年所積一百金鎊捐助革命。

    雖然楊篤生的生命短暫，但其擔任過中國同盟會的機關報《民立報》主筆。文才自不必說，且「皆能言人所不敢言」，「以堅確之辭義，抒真摯之情感。欲天下哭則哭，欲天下歌則歌」；黃興也稱讚他「思想縝密」，實為「美材」。

    從這些歷史評價來看，楊篤生是個比較感性的人物。雖是書生，個性當中卻有讓人生畏的勇力與傲岸。這種性格決定了楊篤生一生的選擇，包括他最後選擇的主動赴死。

    「文強是擔心我等無暗殺之力、之能？」楊篤生想證明自己的判斷，開口問道：「我覺得既有殺身成仁之心，其餘則或可忽略。且無論成敗，皆可激發士氣，喚醒民眾。」

    陳文強搖頭表示反對，緩緩說道：「若以刺殺激發士氣，喚醒民眾，我覺得並不比宣傳鼓動來得更好。而若使刺殺發揮極大作用，便要保證成功幾率，務求一擊必殺。比如為配合暴動起義而刺殺敵方重要人物，比如刺殺嚴重阻撓革命的元兇巨惡，比如刺殺鎮壓起義的罪魁禍首等等。若無刺殺之能，只抱成仁之心，一經失敗，不僅使刺殺目標警覺而加強防範，徒增日後困難，又白白犧牲仁人志士之生命，我覺得十分不妥，不值。」

    「另外——」陳文強停頓了一下，繼續說道：「刺殺或暗殺可以作為革命的一種手段，但卻難以從根本上動搖滿清統治。所以，應該是一種輔助手段，而發動大規模的起義暴動才應是主流。如果同意這樣的判斷，又何必要求人人搞暗殺，人人當刺客呢？」

    「文強，有話盡可以直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