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皇帝深知，大明宗室兩百多年的為所欲為，至今已成尾大不掉之勢，積累了太多的民憤，若不儘早處理，必會危及自身。

    相比崇禎皇帝用數場大捷和各種顯而易見的改變逐步影響百姓對朝廷的看法而言，宗室們則完全站到了百姓的對立面，數百年累積的矛盾已經無法調和。

    宗室們的俸祿直接來自各地的財政收入，宗室人口的幾何式增長，意味着財政支出幾十倍、上百倍的增加。

    山西晉王府，洪武年間只需年俸一萬石，到了嘉靖年間，增長到將近九十萬石；河南周王府，由一萬石增長到八十萬石；湖廣楚王府，亦由一萬石增長到三石萬石。

    財富分配中，權貴們的比重迅速擴大，而底層百姓的生存空間不斷被壓縮，對於崇禎皇帝來說，李自成和張獻忠對宗室趕盡殺絕的做法，某種意義上說，實際上是為朝廷分了憂。

    但除此之外，陷地失藩，除了朝廷威嚴喪盡之外，往往又代表着此地累積兩百多年的王府積蓄被流賊取走。

    按崇禎皇帝的想法來看，這些錢還是自己拿着比較好。

    從古至今，這片江山上的億萬人民存活的真正意義，歷來就是給一家一姓提供膏血，這本是華夏政治的題中應有之義，大明的臣民對此也充分理解。

    然而，皇親國戚的生育率之離譜造成了如今歷代所未有的局面，從仁宣年間開始，各處本地的財政收入，已經逐漸不夠供養居住在本地的宗室貴戚。

    比如崇禎皇帝就從卷宗中了解到，在嘉靖年時，山西地方財政收入為一百五十二萬石，而山西那些宗室們每年消耗的俸祿為三百多萬石，河南年財政收入為九十萬石，需要供給王宗室們的則是一百五十萬石。

    各地官員拿不出績效，造成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但是要拿出來也很簡單——「向百姓加稅」就是。

    加稅這個事僅憑官員無法做主，但要是福王這種王爺呢，加他個幾十上百種苛捐雜稅來撈錢還不是說句話的事兒？

    東廠和西廠調查的沒錯，有明一代，大明總數往往與巨商相勾結，進行行業壟斷。

    這些皇親國戚利用自己的關係，將朝廷命令禁止的私鹽、茶馬等獲利最多的買賣拿到手裏，有司不敢加預，就算一些官員心知肚明，卻也根本不敢觸怒這些貴戚的眉頭。

    藩王們向朝廷要到特殊政策，轉手批給商人，在自己封地之中，每說出一句話，都能被那些商人和地主大做文章，繼之再從商人和地主那裏分得巨額利益，這便形成一個緊密的關係網。

    地方上所有最賺錢的行業，都被這些宗室和巨商壟斷，許多地方的藩王利用特權，控制了當地的食鹽銷售，比如這次五王之一的「瑞王」朱常浩，其封地的官鹽私鹽買賣早已盡入其手。

    這些宗室不顧百姓承受能力，任意抬高鹽價，以致最底層的老百姓長年買不起鹽吃，更是串通巨商，肆意操控糧米布價，牟取暴利。

    所有稀缺的自然資源，比如土地、山林和礦山，只要證明有利可圖，宗室們就會通過向皇帝乞請或者各種巧取豪奪的手段，搶佔到自己手裏。

    各地王府所圈之地，「皆取之州縣中極膏腴田地」。

    比如萬曆皇帝賜給福王兩萬頃土地，本來定在河南，但河南好地圈盡仍然不夠，便繼續跑到湖廣、山東去圈佔最好的良田，當地官員自然不敢管老朱家的事兒。

    各地王爺經常向皇帝哭窮，索要各種特利。

    按崇禎皇帝所知，到現在崇禎十九年這個時候，許多地方收稅權實際上已經不歸朝廷，陸陸續續劃歸了各地王府所有。

    荒唐的是，崇禎十七年山東一省茶稅只有十二兩，偌大個金陵城，去年收上來的商稅居然也才八兩。

    這種種極盡可笑之舉，正表明如今在地方上宗室貴戚們和財閥的一手遮天。

    周王擁有開封的稅課權，潞王佔有河泊所二十六處，潞城縣的商稅被賜給了清源王，屯留縣的則歸遼山王所有。

    在崇禎初年，平遙王說自己家口太多，生活不寬裕，歷史上的崇禎皇帝念起乃是宗室貴胄，又把黎城縣三年的商稅劃給平遙王府。

    就是通過這種巧取豪奪，皇族們山積了天下最多的財富。

    富甲天下的福王，「珠玉貨賂山積」，金錢百萬，說的正是已死老福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