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豆盧欽望拜相一事，朝廷中還未有定論，但政事堂中已經出現了重大的人事調整。

    原鸞台納言姚璹上表自辭，並薦侍郎楊再思繼任宰相併主持鸞台事務。聖皇予以批准，並以姚璹為麟台監。楊再思拜相之後，便即刻舉薦鄭杲擔任洛州長史。

    鄭杲就任洛州長史後，接下來便上書陳事，直言朝廷遷民編戶存在重大的失誤，大量生民雖已在籍、但卻都是虛戶，根本無田可授，農時錯過、已經是民疾如火，若再放任不理，入秋之前，河洛之間必會餓殍遍野。

    基於這一點，鄭杲提出兩條解決的策略，第一是整頓漕運，加大江南漕米的輸濟力度，第二是以役代耕、以工為賑，徵集已經編入籍戶的丁男參與漕渠運輸，確保各邊土貢並秋稅諸物能夠準時運抵神都。

    同時諸州庸工折課入錢，作為朝廷整浚河道、增加漕運量的工事本錢。同時在朝百司捉錢令史兼領工長，組織丁力參與河道輸濟。

    此議一出，頓時成為朝局之內的焦點，畢竟大勢傾軋再怎麼激烈，百官也都各有衣食耗用的實際問題，而朝廷如今財政狀況也已經到了極為危險的地步，甚至一些流外胥員都出現了俸料被剋扣剝奪的問題。

    對於洛州長史鄭杲所提議的改革方案，聖皇武則天也表現出極大的關注度，制令百司各薦能士，隨堂參議，儘快整合出一個行之有效的方略出來。

    與此同時，聖皇又制令吏部天官補授相關的人才，選任相關諸司。李潼的丈人唐修忠及時進獻一份《伊洛水文圖籍》，詳錄河洛周邊河流川渠概況，得以脫穎而出，被選授為都水使者。

    這一系列的變故，集中在了四月中旬的幾天，幾乎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便奠定了一個改革漕運的基礎。

    而且李潼在這當中參與度極高，除了最開始幾樁高層的人事調整是通過政治交換完成，後續無論是鄭杲的進言，還是唐修忠的獻書，其實都是作為代王喉舌而發聲。

    李潼也並不忌諱掩飾他干政的痕跡，因為這件事本身就是當務之急，而且從他結束服喪、回到神都開始，便已經跟他奶奶進行了一系列的溝通。

    此前之所以遲遲難行，那是因為要作這樣一件牽連廣泛的事情，沒有一個相對成熟的班底。任何內政方面的改革，無論方案多麼成熟，一定會觸碰到一些人的利益。

    如果所組建起來的事務班底彼此之間還互相掣肘，不能通力合作，那麼無論朝廷當下惡劣的財政，還是緊張敏感的氣氛，都不足以支撐不成熟的嘗試，只會加大朝廷的內耗。

    而且說實話，李潼此前種種陳策，其實也都難免紙上談兵之嫌，武則天就算對此有認同與看好，真正將要落實的時候，也難免有些猶豫不定。

    不過，西京飛錢獲利驚人，也激發了武則天的信心與底氣，開始重新審視、評估這一系列事務調整的可行性。再說有了飛錢方面的財政補充，即便這一輪改革不能達成預期的效果，也能有外財托底，不至於讓朝事崩潰。

    對於李潼來說，在眼下這樣一個時機推行這一系列的改革，是在保證爭權奪利的同時還能不廢正常的內政朝事。

    一旦這樣的改革潮流掀起，他的代王府一系官員們，便不再只局限於時局之內的勢位爭奪，而是紮根於利國利民的國計內政之中，安全性無疑更有保證。

    比如鄭杲的提議中，有一個重要的概念那就是來自江南的漕米。

    在此之前，江南當然也有米糧解運京畿，但卻是包含在田租戶調中，並不作為一個單獨的概念提出，因此在財政度支中也就沒有獲得該有的正視。

    但事實上，經過六朝開發，江南諸州開發程度已經不低，特別是隨着關中天災人禍不斷、旱澇歉收常有，來自江南的田租貢物在整個朝廷財政稅收當中所佔的比例也越來越高。

    像武周后期，頻有江南宰相登上政壇，開元時期，甚至就連遠在嶺南的張九齡都能成為一時名臣，無不體現出江南人在時局中的話語權越來越重。而這背後，除了各種正常與不正常的朝事調整之外，關鍵的一點那就是話語權是由錢糧打底的！

    李潼的班底中，本身就有着大量江南人的存在，借鄭杲之口獨立提出財政中的漕米這一概念，既能號召更多的江南人加入，也能增強整個派系在時局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