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南岸的孟津，乃是千古名渡，也是都畿道大軍今次迎擊強敵、保衛神都的大本營所在，儘管這個所謂的強敵，眼下還存在於假想中。

    十一月中，李潼在返回神都處理完一些瑣事之後，便又立即返回了黃河南岸的行軍大營中，開始正式着手佈置防禦前線。

    神都洛陽號為天中帝宅、八關之險，這是從漢末傳來的說法。歷經魏晉南北朝的亂世動盪，以及隋末群雄爭霸，國朝統一以來已經七十年有餘，所謂的八關之險，到如今已經不再那麼準確。

    不過一些地域上的攻防要點，倒也並沒有隨着時間的流逝而削弱多少。比如大軍眼下所駐紮的孟津，便是從河北南來的重要渡口之一，真有外寇南來，便可由此直接殺向洛陽。

    無論是軍事的需要，還是對人心的安撫，將行軍大營安排在此，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其實如果單純從軍事角度來說的話，黃河對岸的河陽才是抗拒河北之敵的最重要據點。這倒不是李潼這樣的軍鍵家的看法，而是都畿道諸將普遍的提議，而且歷史上的安史之亂也證明了河陽得失對洛陽防守的重要性。

    周王伐紂，會八百諸侯於黃河北岸，即就是河陽，而所渡河的渡口即就是孟津。不過《春秋》中所記載的天子狩於河陽，卻並非周天子耀武揚威的狩獵活動，而是晉文公將周天子提溜到黃河北岸、挾天子而令諸侯的稱霸會盟。

    自古以來，河陽便與中原的安危休戚相關。不過唐時的河陽還要在洛陽正北偏東百餘里外，位於河內懷州，太行山與黃河之間的谷口地帶，地理位置上可以類比於黃河對岸的虎牢關，算是河東與河北的一個分界點。

    從正統軍事角度分析，假使薛懷義大軍真的以勤王之名南下攻來，在孟津據守雖有黃河之險，但洛陽距離黃河實在是太近了，已經近似於兵臨城下，一旦孟津防守不當，完全失去了戰略縱深。

    而且黃河就橫在當面，既阻攔了外敵，同時對外敵也是一種保護，不能發揮出都畿道大軍以逸待勞的優勢。

    所以在河陽佈置足夠兵力，以一河之隔的洛陽作為後盾，一俟外敵到來，便以逸待勞的主動出擊，或者與孟津、虎牢關成掎角之勢的進行防守，攻守之間，主動權盡在掌握。

    哪怕李潼這種軍事小白，也覺得這樣的攻守策略是非常靠譜的，但他還是沒有渡河前往河陽駐紮，只是派出了兩千肅岳軍並一千名千騎精銳渡河入駐河陽，以待敵軍。

    一則神都洛陽承平年久，儘管在垂拱年間發生兩次內部的叛亂，但也都是在黃河以南，所以黃河北岸的河陽如今軍事職能還沒有凸顯出來，城防不修，根本不適合大軍駐紮。

    二則他如何去了黃河北岸，那麼對神都的影響和控制力不免就會削弱，一旦神都城內發生什麼變故，不能及時有效的做出應對。

    講到這個理由，就有瞻前顧後、貽誤戰機的那種味道了。明明大敵當前，結果還要忙於內鬥，你不敗誰敗？

    但說到底，戰爭只是政治的延續，沒有利益驅動的戰爭，就是沒有意義，就是不義之戰。

    事實上，關於究竟要不要如此大張旗鼓的防備薛懷義可能會有的勤王之舉，朝廷內也是分成了兩股意見。

    其中一派認為，薛懷義不過一介弄臣而已，雖有常勝之名，但那軍功實在是水的嗆人，本身也絕不是什麼一呼百應的正面人物，在軍中並不具備蠱惑軍心的威望。

    如今神都城內既然已經撥亂反正，薛懷義雖然掌握一支大軍遊蕩在外，但也只是無根之水，只需要發出一道制令，說不定下一刻其頭顱就會被摘下來送到神都，實在沒有必要因為這樣的對手而大張旗鼓，勞民傷財不說，還會讓神都人心局勢動盪不安。

    另一派便是以李潼為首的軍方大將們了，他們認為無論薛懷義有沒有號召勤王的動機和能力，大軍陳設於洛北，總是有備無患。

    而且這一次的陳兵備戰，也不僅僅只是針對薛懷義這一路大軍，同樣也是為了震懾其餘州縣或會以勤王之名、趁亂而起的潛在威脅。面對這樣的隱懷，唯刀兵示之，絕不姑息！

    李潼堅持這一論調，原因那就複雜得多。藉由這次洛北防線的佈置，他既可以以軍需為名、搬空神都府庫，同時還能將都畿周邊軍力稍作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