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台那場會議過去了大半個月後，時間很快來到了三月末，雍王典賣家財籌措的錢款，終於正式與朝廷使者們進行交割，作為去年秋賦的補償，合計為六十七萬緡有餘。

    這個數字究竟是多是少，不太好評價。

    如果單單只論這一筆財貨多少，那自然是一筆巨款，像是作為蜀商翹楚中的宋霸子，以百萬緡飛錢投獻行台，幾乎都已經到了傾家蕩產的程度。長安城中商賈雲集，真正能夠拿得出這樣一筆巨款的商戶寥寥無幾。

    哪怕在國家財政中，這樣一筆錢同樣頗為可觀。像從永徽年間開始徵收的戶稅，雖是戶分九等，但若折中計錢的話，每戶約在百二十錢之間。陝西道諸州，永徽年間舊有戶數約一百三十萬戶，戶稅尚且不足二十萬緡。

    若從國家開支方面來算，天授年間內外在品職官約兩萬眾，合年競支祿米為一百七十萬斛。以斗米五十錢論，凡在品官員一年祿米所支折錢也不足九十萬緡。

    但事實上斗米五十錢已經是極為高昂的價格，像在貞觀、永徽年間等連年大豐的情況下，關中米價甚至都很少超過斗米十錢。神都洛陽地處天中，漕運物流環境較之關中的長安還要優越得多，哪怕在神都革命那樣的動盪之時，斗米都無過五十錢，長期穩定在三十錢一下。

    換言之，雍王入繳的這一批錢款，足支內外職官一年之祿且還綽綽有餘。

    但跟國家整體財政收支相比，區區六十多萬緡實在不值一提。在中唐兩稅法實施以前，大唐財政收入還是以租庸調為主，租收穀米，庸則力役，調則就是以各種紡織品為主。

    儘管永徽以來，以均田制為基礎的租庸調已經遭到了極大程度的破壞，但朝廷也增加了各種大稅、小稅並諸資課以彌補這方面的財政流失，所以總量上仍然沒有削減多少。

    像後世《通典》所載，天寶年間戶稅所收每年得錢兩百餘萬緡，但在租庸調作為財政主體的情況下，這一部分收入所佔國家整體財政收入不過二三十分之一。換言之，天寶年間大唐國家整體財政收入，即便是以戶稅二十分之一計? 也達到了四千萬緡之巨。

    如果以這樣一個比例來計算的話? 去年朝廷在陝西道流失的賦稅額度應該在三到四百萬緡之間。但事實上，這個數字只大不小? 因為朝廷核算財政收支? 諸物折錢主要是以和市官買物價作為標準，而這一物價較之真正的市場物價通常要低兩到三成的幅度。

    而且陝西道諸州財政還不僅僅只有租庸調? 像是隴右的牧監稅草、河曲的鹽稅，以及諸州物料土貢? 包括諸羈縻州府所進方物貢賦? 陝西道諸州每年能給朝廷帶來起碼一千萬緡以上的財政收入。

    也正因為物貨數額如此龐大，李潼才要想盡辦法的將物貨截留自用，如果只是區區幾百萬緡，還真不值得他如此大費周章的謀算。

    長安城這些豪商們看似揮金如土? 闊綽至極? 但事實上怎麼能跟整個國家的財政力量相比。哪怕僅僅只是錢財計數，彼此體量已經完全不成比例，如果再加上其他社會資源的佔有，無論是朝廷，還是行台? 都遠非這些民間資本能夠撼動的。

    但朝廷財政收入雖然體量龐大，但物料品種也是複雜無比? 很難進行直接變現，當然也沒有大規模變現的必要。

    畢竟如今民間的工商體系仍然遠不如朝廷? 一直到了安史之亂後、朝廷對於社會資源的掌控力度直線下降，才使得民間工商資本得以壯大起來? 直至五代兩宋? 更誕生出頗成規模的市民階級。

    總之? 在行台府庫空竭，度支計簿赤字成堆的情況下，雍王傾盡家私、湊出這樣一筆巨款，雖然跟所拖欠的總量相比仍然不值一提，但也足以顯示出雍王的誠意。

    起碼以李千里為首的這一干朝廷使者們，也實在不好再發表什麼意義。行台的財政現狀，他們是知曉大概，以目下行台與朝廷的關係，再加上雍王於關內所享有的崇高聲譽與權勢，哪怕耍賴到底、讓他們顆粒無收，他們也根本無計可施。

    但雍王並沒有為難他們這些走使下僚，反而積極面對、主動尋求一個解決問題的權宜之計。而在這一過程中，長安士民對雍王殿下的擁戴熱情，他們也都親眼見證，心知就算不接受這個結果，繼續糾纏下去，非但不能索求更多，反而有可能更加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