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到，自今以來，獨令縣官鑄作錢，令應法度。」

    鑄幣權相當於是後世貨幣的發行權，等若是財富的源泉，能夠直接變現成實際的權力。所以兩漢鑄幣權的更移，背後其實隱藏着中央集權與地方分權之間的博弈，在孝武皇帝乾綱獨斷的時期，中央以絕對的威勢壓服地方，壟斷鑄幣權近一百多年。直到王莽改制，出於各方面的原因，尤其是為了取得地方豪強對其謀朝篡位的支持，從而將鑄幣權放歸地方以示結好。

    就如同鹽鐵專營、平準均輸等經濟政策被廢止一般，鑄幣權一旦下放地方，再想收回中央就很困難了。

    光武皇帝既沒有孝武皇帝的氣魄，又是靠着南陽、河北豪強起家，根本無力削弱各地豪強。只得沿襲王莽創製的成規，允許郡縣自行鑄造貨幣，雖然在太尉屬下設立金曹，用來專供錢布，負責管理地方鑄造貨幣。但只是進行宏觀調控，並不直接參與具體的鑄造。

    而光武皇帝又與其後的歷代皇帝都倡興經術，選官皆重儒生，以致於東漢一代鮮少有桑弘羊這般經濟之才，能夠直觀的看清鑄幣權對一個國家刺激經濟發展、調控市場、平穩物價的重要性。

    上至皇帝、下及百官，皆不通經濟之術，也不重視貨幣的鑄造與流通，甚至在一段時間內還視其為洪水猛獸，比如孝章、孝桓等皇帝屢屢行『封錢』、『禁鑄』之令，斷絕貨幣鑄造。這就是為什麼東漢在歷史上唯有儒學興盛為後世稱道，而經濟等方面的成就卻不如西漢耀眼的緣故。

    少府張昶聽着皇帝將兩漢鑄幣權的更移變遷娓娓道來，剛開始還只覺得這不過是歷代沿革，稍後才驀地反應過來，皇帝這是要效仿孝武皇帝收天下郡國鑄幣之權於中央？

    皇帝說着說着，目光在大司農周忠與少府張昶二人之間游移了一下，然後緊緊地盯在張昶身上，如今張昶掌握禁內財貨、山川池澤之利、百工商賈之稅、甚至還手握鹽鐵大權。雖然張昶向來唯皇帝馬首是瞻，但皇帝鑑於後世央行與財政部分權的原則，這一回鑄幣權即便收回中央了，怕也是不能交到對方手上。

    少府張昶會錯了意，還以為皇帝這目光是有所重託，心裏突地一跳：「稟陛下，如今錢法敗壞，貨幣不行，若要以錢為主、以谷帛等物為輔，開徵賦稅。則應新鑄五銖，重定錢法，使百姓再度用錢市易。而歷來鑄錢，皆放由各地郡縣，所鑄五銖形制好壞、輕重厚薄皆參差不齊，以至錢幣混亂，不如前代精妙。愚臣淺見，此次鑄錢，當以朝廷為主，而不該繼續任由郡縣各行其道。」

    中央朝廷只有一個金曹是直接管理鑄幣事宜的權責部門，雖然它以往並不直接參與具體的鑄造，只負責監控地方鑄幣的成色。但如今皇帝有意收回鑄幣權，鑄造五銖，那麼鑄幣的權力交付金曹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倘若如此，那麼金曹的權勢飛漲、伴隨着金曹的直屬上級、太尉董承的地位也將水漲船高。

    當年鄧通受孝文皇帝寵愛，賜鑄幣之權，得以富甲天下，如今董承與董鳳恰好坐在這個關鍵的位置上，怎能不為此而打算？這本是董承與手下由車騎將軍掾屬轉拜為金曹掾的董鳳這些天一直在謀圖的事情，然而看張昶的樣子與皇帝的態度，似乎是想讓鑄幣權如同鹽鐵一般統統交由少府？

    這可不行。

    董承深吸一口氣，插話道：「君上，臣以為錢法不行，首要在於規制不整，理應新定五銖錢範，統一鑄造。臣屬下金曹本主貨幣、鹽、鐵諸事，而陛下新開專營，使鹽鐵之要分歸少府，故金曹現只供錢布，掌歷代錢範。眼下要新鑄五銖，為求事權如一，理應由金曹襄辦。」

    他話里話外既是為金曹的權力屢次被少府削奪而叫屈、又是在提醒皇帝少府手中的權力已經夠大了，即便是出於權力合理分配的角度，也不該再給更多。

    張昶仗着自己與皇帝的真國舅王斌交好，是故並不怎麼怕董承這個天子丈人，而且他心裏認為鑄幣權歸少府已是聖心默認的事情，容不得董承置喙。於是他不以為然的說道：「金曹從未鑄過錢，手上只有幾個錢範，卻無合格的工匠，貿然託付，恐怕難以成事。」

    「馬公曾任太尉時，少府從金曹收了鹽鐵等事權，那時我便有所微詞，只是不在其任，不便言事。如今我既為太尉，豈能坐視少府再奪金曹主供貨幣之權？若是如此，光武皇帝設金曹的用意何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