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高務實的分析，馮保和張居正的目的基本一致，都是要倒拱，但具體的利益點卻不完全相同。

    對於張居正而言，所謂「倒拱」，就是要把高拱拉下馬來，最好是拉下馬之後再踩上一萬隻腳。畢竟高拱不倒，首輔位置就永遠輪不到他。現在高拱對他已經越來越起疑，兩個人在短短的時間裏已經從親密戰友轉變成了政敵，他們之間的矛盾，已經只有你死我活才能化解——不對，是消弭。

    馮保這邊則不然，他和高拱「為敵」的時間，雖然看起來比張居正長得多，但其實他們之間的矛盾並非絕對不可調和的。

    實際上，只要高拱不介意讓馮保坐上司禮監掌印的寶座，馮保跟高拱就根本沒有矛盾，因為對於馮保而言，首輔位置上坐的是高拱還是張居正，亦或者其他大臣，其實沒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

    當然，高務實知道，讓高拱不介意是不可能的。高拱和張居正雖然都是實學改革派，政治目標大抵類似，但他們二人對於內宦的認識絕不一致。

    相對而言，高拱的政治態度比張居正更加堅定，他不會容忍馮保這個太子大伴坐上司禮監掌印的寶座，有機會如王振、劉瑾一般亂政，禍國殃民。

    張居正則不然，歷史已經證明了他寧可用金錢賄賂、名譽籠絡等各種方式來確保自己的行政權力，也不會冒着失敗的風險去和馮保決一勝負。

    這樣一來，高拱既然不可能放任馮保掌控內廷，那麼馮保和張居正之間利益出發點的不同，也就沒有什麼意義了。

    但高務實想了想，還是從他們二人之中找到了一些或許可以利用上的地方。

    譬如說，馮保和張居正因為身份的不同，「倒拱」的方式必然會有區別，這就有可能是可供利用之處。

    對於張居正來說，他是外廷文官，是內閣輔臣，他要倒拱，必須遵循一定的方式——如指使手下人彈劾高拱，就是其中最常見的做法。這次劉奮庸指桑罵槐似的上疏，就是其中典型。

    不過劉奮庸的膽子不夠，他的上疏過於畏首畏尾，只能算是打響了張居正倒拱的第一炮，但絕對算不上進攻主力，因此張居正必有後手。

    但是這種類型的後手，高務實並不擔心。按照他的設想，張居正因為急於在隆慶駕崩之前組建「反高同盟」，雖然在戰略上沒錯，可實際上犯了隆慶的忌諱，因為隆慶帝的託孤思路是高拱十年，張居正再十年。

    現在張居正想要越過高拱直接上位，這不僅僅是壞了隆慶帝的計劃，而且打了皇帝的臉——朕剛剛在高先生面前替你說和，現在你反倒來拆朕的台？朕和高先生相知相護二十年，現在就指望着一個君臣相得的身後名，豈能容你破壞！

    九十九拜都拜了，就差這最後一哆嗦，你竟敢不讓朕有始有終？

    正是料定了隆慶的這種心思，高務實才一直堅持不懈地勸高拱忍讓，一切看皇帝的處置便是。

    現在的麻煩還是在於馮保，因為他是內宦，動手的方式和張居正完全不同。

    馮保根本不需要有什麼原則，也不需要在天下人面前有什麼交待，他的一切做法，只要滿足一個條件，就無懈可擊了——在皇帝駕崩之後，後宮相信他即可。

    只要皇帝不在了，高拱天下無敵的聖眷就不在了，到那個時候，所謂的聖眷，其實已經變成了兩宮的眷顧——太子或者說新君太小了，肯定得聽母親的話，不管是名義上的母親，還是實際上的母親。

    當然，如果要選擇，想必還是生母更加不可違逆。

    換句話說，只要皇帝駕崩，李貴妃的意思其實基本上就算是聖意了。

    歷史上高拱之敗，歸根結底就是沒弄清楚這一點。

    當時高拱從各個方面闡述了馮保與三位閣臣「同受顧命」之說的荒謬，也質疑馮保出任司禮監掌印根本不是出自「先帝遺命」，等等等等，道理十分充足。不僅如此，朝中大臣大半也站在他這一邊，六科給事中及十三道御史等科道言官也紛紛旗幟鮮明的支持他，可謂眾星捧月、一呼百應。

    然而，這些都沒有用，張居正只是悄悄給本已經慌得一批的馮保出了個主意，馮保照辦之後立刻轉危為安不說，還一擊必殺，使高拱得了個「回籍閒住，不許停留」的下場。

    高拱只能驅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