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鬍子想做什麼？張居正心裏當然也在懷疑這個問題，但他並不想對馮保表露出來。

    張居正對高拱的態度，說實話連他自己都很難三言兩語就界定得了。

    他們兩人曾經都算是「搞教育」出身，從翰林院到國子監，從國子監到裕王講師，兩人一直都是同僚，而同時高拱又一直是張居正的前輩和領導，直到先後入閣輔政。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觀點十分接近，或者說高拱對張居正學術觀點的確立有很大的影響。

    高、張二人雖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實際推崇的其實反倒是法家學說。當然這也不算奇怪，畢竟中國歷代經常都是「儒皮法骨」，披着儒家的皮囊，干法家愛幹的事。從高拱在《本語》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到張居正所作《辛未會試程策》、《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等文就能看出兩人思想的極其相似。

    高拱崇尚實際和「貴今主義」，和那班腐儒動輒高談唐虞三代者迥然有別，而張居正講所推崇的「法後王」也是同一個道理。可見他們兩人有着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取向。

    再有就是，兩人都反對講學。歷史上，嘉、隆、萬三朝是陽明心學極盛時代。徐階當初就曾和著名王學家聶豹、歐陽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者有時多達五千人，講風之盛可見一斑。

    高拱和張居正生長和工作在這樣氣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由於張居正是徐階的弟子，所以和一幫王學家也有不少來往（無風註：這個有張居正許多書信作證）。但是他卻經常指斥那班講學家只是虛談，是「以虛見為默證」，是「蝦蟆禪」。他經常勸這些人「足踏實地」，「崇尚本質」，反對「舍其本事，別開一門以為學」。

    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所以歷史上張居正後來毀書院，殺何心隱，和那班講學家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

    而高拱因為自身就是實學大家，倒是和那幫講學家卻沒有多少來往，但很奇怪的是，從他的著述和書信之中，也沒有發現他多麼激烈反對這些人。他的實學屬於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立於程、朱、陸、王之外，既沒有跟着當時流行的王學跑，卻也並非回到程、朱，而是堅持以當前的現實出發，現實需要什麼樣的學問才能治理好國家，他就搞什麼。

    正是因為觀點幾乎完全一致，所以眼下內閣之中，李春芳和趙貞吉兩個更像是徐階的親傳弟子，而高拱和張居正則是另一派，他們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學憲臣聚徒講學，另一方面還通過考察貶謫京官，遏制京師講會，以經世實學來端正學風，改變談玄論虛、不務實際的官場風氣。所以，儘管他們二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但反講學卻是他們共同堅守的學術立場。

    這個立場，使得張居正站到了老師徐階的對立面，同時也是趙貞吉入閣之後，張居正未能如願以償接受徐階留下的龐大政治資源的一個重要因素。反過來，這也是此前高拱致仕之後張居正想方設法為高拱起復造勢的原因——張居正畢竟也是想做實事的，他知道高拱若不能回來，自己一個資歷最淺的末學後進，實在對付不了李春芳和趙貞吉這個實際意義上的同盟。這是張居正猶豫他和高拱關係的第一點：沒有高拱吸引火力，自己會不會成為炮灰？

    所以高拱回來了，而且仍然是那個說干就乾的高拱，絕不同於當年的徐階，得過且過，以保住自己名聲地位為第一要務。

    張居正自己身處內閣，雖然主要分管兵部，但他仍然非常清楚高拱自從兼任吏部尚書之後採取的改革措施：破除「拘攣之說」，進士舉人並用；凡濫舉官員，則舉主連坐；建立人事檔案制度，組建候補官員梯隊；州、縣正官年輕化，「五十以上者不得為州縣之長」；蔭敘官員，視政績而酌用；調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區迴避制度；裁減冗員，精簡機構，整治士風；等等等等。

    這些措施，無一不是他張居正自己也極盼望看見，甚至是極想親自去做的。

    這也是張居正猶豫着自己跟高拱之間關係的第二點：如果沒有高拱，以自己的資歷和威望，能不能把這些事情干好？會不會受到各種掣肘最後推行不下去？

    因為有這兩點疑惑打底，所以張居正覺得至少在李春芳和趙貞吉還在內閣之時，自己仍然需要跟高拱維持良好的關係。

    更何況，他張居正何許人也，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