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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務實認為，有明一代的皇權根本沒有到達所謂「獨c」、「空前膨脹」的地步，這一點除了國事決策的過程可以證實，也可以從大明言官——尤其是原歷史上萬曆中後期他們對皇帝的個人批評，甚至應該說猛烈抨擊可以證實。

    其實早在明代以前，中國很多朝代都設有專門的進諫官職乃至相關部門，負責勸諫君主，避免因君主暴虐無道而損害整個統治階級，乃至國家整體利益。

    這就是文人所謂的「道」，也是儒家學說中高於一切，當然也是士人心目中高於君主的最終原則，更有意思的是，他們認為這也是「忠」的最高體現。

    所謂犯顏直諫，便是建基在這個「道」之上，這也真正解釋了為何敢於直諫者往往為後世冠以「忠臣」之名。

    當然，諫官固然有責任勸諫乃至批評君主，但無論是何朝何代，言官進諫都不是為所欲為的，而是有着許多語禁與限制，以明辨君臣尊卑名分的。

    蔡明倫在《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判》中說：「這些戒律(言官進諫時需注意的語禁以及各種限制)包括不得揚君父之惡，嚴禁以下訕上；臣子進諫要『不可則止』，即在規諫君主時，君主如不採納，必須適可而止；『非禮勿言』，即臣下進諫時必須注意事理、形式、態度、分寸，恪守禮法，講求進諫的態度和技巧等等。

    與這類觀念上的戒律相應，歷代法律都有懲處言罪之條，如非議朝政、觸犯忌諱、妖言惑眾、冒犯君長、不敬君王等。」

    然而，正是這項各代王朝皆為言官群體遵守的規定，到了明代，尤其是歷史上的萬曆中後期，偏偏卻遭到了嚴重的衝擊。

    言官對於萬曆批評之激烈，甚至可以說是對萬曆個人品德操守的猛烈攻擊。這種激烈，恐怕是整個中國歷史之中前所未有的。

    《論明萬曆中後期言官對神宗的批評》中，對言官批評萬曆情況有這樣的描述：「早在萬曆十七年，大理寺評事雒於仁就痛斥神宗『嗜酒』、『戀色』、『貪財』、『尚氣』，四毒俱全；

    萬曆二十五年，左副都御史張養蒙也指責神宗『好逸』、『好疑』、『好勝』、『好貨』。這具有異曲同工之妙的抨擊，前後相繼，幾乎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將神宗置於鋪天蓋地的非議之中。」

    又如《明史》記載，戶部給事中田大益在萬曆三十二年八月，上書抨擊萬曆個人操守：「陛下專志財利，自私藏外君臣上下，曾無一念及民空言相蒙，人怨天怒，妖祲變異皇陵為發祥之祖而災，孝陵為創業之祖而災，長陵為奠鼎之祖而亦災

    臣觀十餘年來，亂政亟行，不可枚舉，而病源止在貨利一念陛下中歲以來，所以掩聰明之質，而甘蹈貪愚暴亂之行者，止為家計耳，不知家之盈者國必喪。

    如夏桀隕於瑤台，商紂焚於寶玉，幽、厲啟戎於榮夷，桓、靈絕統於私鬻，德宗召難於瓊林，道君兆禍於花石」

    在將萬曆比為桀、紂、幽王、厲王、桓帝、靈帝、徽宗等歷史著名昏君後，田大益毫不留情的說道：「覆轍相仍，昭然可鑑。陛下邇來亂政，不減六代之季。一旦變生，其何以託身於天下哉！」

    這罵得可夠狠？說是狗血淋頭也不為過了吧？可是朱翊鈞對此的態度又如何呢？

    面對如此鋪天蓋地的批評，甚至是對於皇帝個人的全方位攻擊，萬曆對此的態度居然只是留中不發，也就是不予理會。

    對此，《明史·田大益傳》是這麼記載的：「上章者雖千萬言，(萬曆)大率屏置勿閱。」——任你罵得再狠再多再不堪，朕只當沒看見。

    朱翊鈞這樣的反應只是因為脾氣好嗎？顯然不是，他要是脾氣好，當年張居正怎麼差點被挖墳鞭屍的？

    原歷史上萬曆對待言官的集體激烈抨擊乃至謾罵，皆采以留中不發、不予理會的方式冷處理，其實是從側面反映了明代尤其是中後期皇權的疲弱，根本到不了所謂「君權空前絕後的膨脹」。

    而這些，也正是之前所提及「尤其如萬曆等怠政之君主權力，始終無法恢復於洪武永樂朝之皇權巔峰之因」。

    然而在後世很多人那裏，每每論及言官之直言，便常有論者便要提出所謂「廷杖之下，臣子噤若寒蟬，不敢奏對忤旨，甚至只懂阿諛奉承如此便造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