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從1953年開始仿照蘇聯模式開始制定五年計劃，其中1963年到1965年之間暫停了兩年，從1966年的三五計劃開始邁入正軌，經過幾十年的實踐，最終形成了一套評估、調研、總結、起草、論證、審議、批准並最終實施的完整程序。

    1995年既是八五計劃的收官年，又是九五計劃的制定年，正好處在承前啟後的時間節點上，因此在11月份的時候，各大部門都把本行業的精英人員匯集起來，為下一個五年計劃的草案做最後的論證和補充，然後在年底之前提交給中央審議。

    杜秋放棄前往梅迪亞中心，臨時改去了電子工業部，參加的就是一個類似的研討會，與會者除了政府官員之外，還有權威學術專家、大型國企老總以及知名民企老闆，其中不乏海爾張、聯想柳、華為任等穿越前如雷貫耳的商界領袖，在穿越黨的眼裏，這些人的重要性，要遠遠大於央視的廣告部主任，畢竟一邊是實利，一邊是虛名。

    驍龍目前還只是一家純粹的軟件公司，和電子工業幾乎沒有交集，杜秋剛一回國，就被請過去參加這麼高規格的會議，只能說是風雲際會，恰好趕上了機緣。

    每一個五年計劃制定的背後，都少不了既得利益集團和新興利益集團之間沒有硝煙但絕對慘烈的撕逼，這種撕逼除了行業內部的競爭之外，還必須要和其他部門的競爭，畢竟90年代中國經濟實力還很弱，每年的財政預算非常緊張，僧多粥少，不搶不行，而電子工業部的主要撕逼對手，就是1995年處在風口浪尖上的郵電部，郵電部則恰好和驍龍的業務息息相關。

    在計劃經濟時代，不僅很多企業在經營思路上搞高大全，恨不得把職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全包了，很多部門也有同樣的心思，從原料到生產，從研發到銷售一條龍，其中最為典型的代表就是鐵道部，除了造火車、修火車、開火車之外，甚至還擁有獨立的警察和法院系統。

    郵電部雖然不如鐵道部那麼誇張，但也有一套屬於自己的體系，其中就包括電信設備的研發和製造，根據現代工業體系的劃分方式，這一部分應該屬於電子工業部，但郵電部不僅沒有轉交出來，反而處處製造障礙，打壓甚至拒絕採購電子工業部旗下企業生產的電信設備。

    90年代國內電信行業增速非常快，電話線路從1990年不足1000萬條暴漲到1995年的8000多萬條，如此龐大的市場讓電子工業部非常眼熱，卻又無計可施，因為這個部門非常年輕，而且命運多舛，1983年才成立，1988年和機械部合併，1993年再度獨立，反覆折騰，根基太淺，沒有話語權，郵電部則不然，它是1949年就成立的老牌部門，有上百萬的員工和上百億的營收，兩者的體量和能量都不在一個檔次。

    所以1993年3月份電子工業部重新獨立之後，為了對付郵電部，胡部長決定另起爐灶，採取合縱連橫的策略，說動鐵道部、電力部以及其他多個部門，聯合搞了一個新的通信公司，取名為「中國聯通」，和郵電部旗下的中國電信正面硬剛。

    中國聯通雖然拿到了從事通信業務的資格，但是在郵電部的強烈反對下，沒能拿到一分錢的財政撥款，管理層只好拿出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的手段四處融資，幾乎可以用求錢若渴來形容。

    5月份的時候，杜秋在京城飯店請瀛海威和中網等幾個從事互聯網業務的公司老總吃飯，在席間曾聊起一個以「中中外」的融資模式加盟聯通，刺激中國電信降低上網費的計劃，這個「中中外」的融資模式，在10月份加拿大貝爾公司和齊魯省煙城市聯通簽訂合約的時候，正式得到了國家高層的承認，杜秋也因此成了中國聯通眼裏值得拉攏的優質合作對象。

    除了這個淵源之外，在8月份的互聯網大會期間，杜秋不止一次表態願意和華為、浪潮、方正等公司以合資或者合作的方式研發交換機、服務器以及高端電腦等適用於互聯網領域的產品，事後也積極為此做了不少準備工作，因此當他出現在電子工業部的研討會上時，不僅無人質疑，反而大受歡迎，畢竟驍龍剛剛融資了10億美元，財大氣粗，誰都不想錯過從中分一杯羹的機會。

    研討會從2點30分開始，一直持續到了5點才結束，按照日程安排，晚上還有一個檔次很高的宴會，杜秋非常不擅長酒桌應酬，在穿越之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