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曆十二年三月，大明朝廷通過了加征奢侈稅，比如之前一兩印泥作價20兩白銀，之前的坐商是三十抽一，也就是需要繳納六錢七分銀的稅錢，而現在加稅到了30%，就要納稅六兩的稅錢。

    這種稅是一種特別稅，商品的目錄非常明確。

    而且收稅並不是去坐商手裏收稅，而是在街道的兩側，設立稽稅房，專門釐清稅款。

    用盡心機和手段，其實也可以逃避，但你手裏的東西，是真是假，那就沒人去證明了。

    奢侈品的本質就是浪費，浪費的目的就是炫耀，不交稅，沒有稅票，你手裏的奢侈之物就不知道真假，所有人就會默認為假，那麼奢侈品最大的交換價值和情緒價值就蕩然無存了。

    明明是用的一樣的蜀錦川鍛在成衣店做成的衣物，款式都是一模一樣，花費了重金，結果因為缺少了認證，換來的只有嘲笑，而不是羨慕的目光和誇讚。

    拜金錢教，認為金錢是無所不能的，這本質上是對勞動產生價值的否定，否定勞動價值論，就是否定個人努力可以改變命運，最終的結果就是大明整個社會，由上到下的整體失活。

    大明已經進入了兼無可兼，並無可並的地步，靠着個人的努力，辛勤的勞動甚至不能維持基本的生活的地步，如果拜金錢教進一步蔓延，那麼大明整體失活，朝廷系統性失靈，就已經不遠了。

    個人努力真的可以改變命運嗎？朱翊鈞說不好，但他已經在儘量做了，讓個人的努力有所回報，勞有所得。

    朱翊鈞對於加稅十分謹慎，十二年的時間，他就加稅了兩次，一次是出海的直接利得稅，這個稅在民間被稱之為叛逃稅，背叛大明、逃離大明，交了錢就可以自由離開的稅，帶有十分明確的貶義，第二個就是眼下推行的奢侈稅了。

    其實除了這兩個加稅，還有一個也是加稅，那就是在松江府試行的一條鞭法。

    這也是閻士選下定決心離開上海縣的原因，閻士選不是申時行、姚光啟這樣的天上人，面對一定會矛盾衝突更加激烈的局面，閻士選只能逃避。

    朱翊鈞從來不認為閻士選的逃避是可恥的行為，一如當初王之誥選擇了離開文華殿，不敢繼續走下去。

    逃避並不可恥，因為官場就是如此的殘酷，你朝中無人，仕途就是如同三伏天過火焰山，連個遮陰的地方都沒有，而顯然一條鞭法的試行，就是三伏天過火焰山一樣的危局。

    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巧立名目的苛捐雜稅，就是將種類繁多的徭役和雜稅合併起來，一條編，折算為銀兩納稅；要解決的是大明財稅制度的不完整，這是自大明建立，洪武年間遺留的頑疾；要解決的是從實物稅轉向貨幣稅；

    而且一條鞭法要解決的是百姓負擔過重的問題，松江孫氏孫克弘說的很明白，一條鞭法就是加稅，但一條鞭法執行的越到位，越徹底，百姓的負擔就會越輕。

    越加稅，百姓的負擔越輕，就像是越加稅越能抑制兼併一樣，是個悖論，但在大明特殊的國情之下，是合理的。

    自洪武年間定田賦三十稅一之後，大明田賦看起來很低很低，但其實自洪武年間就存在一個運費的問題，那時候是民解官收，就是百姓自己運到縣城或者府衙，這幾十里路，上百里路的糧食轉運，需要多少糧食浪費？從地方到朝廷又有多少？

    後來改成了官解官收，但是官府也要徵發勞役，運費的問題，仍然是一筆巨大的支出，需要加派。

    但是換成白銀就簡單多了。

    大明每年從南衙取400萬石的漕糧，南衙地方很多官員，都是帶着白銀到松江府，直接購買舶來糧，糧食連船都不下，直接入京，這樣一來，地方衙門也卸下了沉重的運費負擔，當然這個錢，四差銀、丁徭銀，還是要收的，只不過都落到了地方衙門的口袋裏。

    由大明朝廷的基本運行邏輯可以看出，朝廷、官府，就只是統治階級手中的統治工具，而大明的統治階級非常明確，世襲官和官選官，和誕生官選官的鄉賢縉紳、勢要豪右。

    而國朝這個工具，既可以撈取利益，也可以確保自己的社會地位。

    一條鞭法，就是要動勢要豪右、地方衙門的蛋糕，是統治階級的內訌，這種程度的矛盾和衝突，閻士選選擇離開，是審時度勢，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