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再次上前，拱手道：「敢問宰相，將何以治天下？」

    徐平道：「以仁義治天下。」

    「何以知仁義？何以施仁義？相公欲如何本仁義？」

    「天下為道，朝廷為德。仁義也，德之分也。仁義完足，則德立，德立聖人出，天下大治。是以知以仁義治國，求天下之德，可達治世。」

    天命和神權離開國家政權，其合法性要由查國家治亂來提供。治的時候，政權的合法性不會出問題，一旦由治轉亂，政權就面臨生存危機。成長期的國家，向施政的善惡動機要合法性，非成長期的國家，則向宗教和私天下退化，要麼再退一步向宗族要合法性。

    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出現，大家求治無門，宗教和宗族文化復興。

    司馬光又道：「敢問相公，以仁義求道德，何以知之？」

    「天地分，萬物生，人雜於禽獸間，聚而為群，再聚為國，諸國合為天下。老聃，周之史官也，記之載於竹帛，後人據之可查道德，是以知之。老聃何謂也？其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道何所來？道生於有，有生於無。」

    「何謂無？人雜於禽獸之間，未與萬物區分之時，人尚蒙昧，不知自己為人也。何謂有？人生智慧，知自己為人，知自己與萬物不同之時。有生則道立，故言道生一。」

    「何為道？何為德？人自禽獸中走出來，聚而為群。其群為部落，則天下為道，其部落為德。聚而為國，則天下為道，其國為德。國並而為天下，道德相合，聖人出焉。」

    「是以知，道德為人之道，人之德，非天之道，非天之德。天與人相隔，求天理當於人外求之。求得天理，合於道德，則天人合一，大同之世或其謂與？」

    道德記錄了漢文明的蒙昧時期，是怎麼從一個一個人，走到一起，成為華夏的。這只是人的歷史，記錄的是文明的誕生、成長，一就是文明誕生的時期。至於天理，也就是科學技術，並不在這個系統之內，發展生產力另想辦法。天理發展到極致，天下的物質極大豐富，想要什麼就有什麼，天人合一，大同之世，共產主義社會就來了。

    這是漢文明的文明記憶，注重於合，並不一定全世界的文明都是這樣形成的。哲學是一種文明記憶，日耳曼的族群認同，或許是靠着武力征服。兩個人遇到一起，打一架，誰把誰打服了，誰就是主人，另一個人是奴隸。兩個部落遇到一起了，打一仗，打勝了的就是主人，打輸了的就是奴隸，所以會把原始社會出來的第一個時期定為奴隸社會。否定之否定可能就是這種文明記憶的展現，於他們是合適的，推行於其他文明未必會被接受。

    中國的商周時期有沒有奴隸？肯定有。但是政權不是基於奴隸制的，那只是國家中的生產關係，政權的性質還有文化因素。一元化的認為生產關係就是一切，文化就被從文明中切除出去了。文化只剩下了吃喝玩樂，說學逗唱，只剩下了娛樂，政權沒有了靈魂，國家的凝聚力和認同感就會慢慢散失。人除了物質享受，還有精神追求，文化上的認同感。

    文化文化，以文化之，指的是族群認同感形成的手段。漢文明對文的極端強調，是對祖先文明形成的記憶，認為認同第一，興兵第二。文成為文官的文，是因為文官使用的是以文化之的辦法。文王治內政，天下三有其二，武王興兵，代商而興。文為武之基，沒有文做基礎，武之興兵也就無所由來，能滅商而不能代商，是王朝更替而沒有文明繼承。

    表現在禮制上，便就是勝利者要待失敗者為賓，天下擴大而不是亡你的國。我的文明戰勝你了是根本，你的人民已經認同我了，武力只是最後不得已的手段。取得了對方的地盤和土地，管理了治下的人民，獲得了認同感，天下才能擴張完成。

    天下是政權的認同感，國是政權管到的地方，文興天下大於國，文衰則國大於天下。

    禮儀制度有後面的文明含義，文明消散，堅持的禮儀制度就只是讓人討厭的規矩，是傳下來的老禮，而失去了蓬勃的精神，沒有了靈魂。為什麼徐平前世討厭老禮，而覺得洋人的許多規矩有逼格？因為他們的那套東西還沒有失去靈魂。

    兩個文明對抗，先用文的手段獲得對方的大部分人認同，再興兵便輕易可滅。兩個文明由此合一，形成新的文明，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