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做事太過辛苦，徐平需要有足夠的同盟軍，與他一起分擔壓力，幫助新政的推行。把自己做的事情講清楚，把新政的效果實事求是地擺到每一個人的面前，便是出於這樣的目的。等到錢糧為綱成為朝廷考察官員的重要標準，大家會自覺地完成這種轉變。

    聽了徐平的話，趙禎暗暗點頭。跟朝廷官員比起來，他這位做皇帝的倒是反應得足夠快。現在內藏庫的現錢全部都放入了京師銀行，只有金銀珠寶之類才在庫里存起來。印出來的錢是一定要花掉的，花不掉就放到銀行里，反正是不能放在自己手裏。手裏拿着多少現錢，就意味着要虧多少錢的利息，趙禎的賬算得清楚得很。其實別說是印出來的錢，就是鑄出來的銅錢趙禎都不在內庫存了。只要江山穩固，紙鈔就不會出現動盪，紙鈔不出現動盪，銅錢便就沒有用，只是小額的紙鈔而已。而等到江山都坐不住了，做皇帝的還要那些銅錢有什麼用？趙禎對這事情想得通透。

    兩位宰相問完，趙禎道：「朕有一事不明，三司務必解惑。按剛才所說，三司今年花的錢比往都多，怎麼來的《會計錄》裏已經寫得明白，不需多言。不過，三司的錢終究是來自地方，怎麼從地方收上來的錢多了，反而地方上有了更多的羨餘？此事道理上不通，不要是地方官員對百姓刻剝務斂，得來的錢吧？審計司要查，要有個說法。」

    徐平起身捧笏道：「審計司查總是要查的，不過地方上羨餘多了倒是可以解釋。一是三司鋪子和銀行開到了天下大部分州軍，做工的經商的多了，稅自然也多了。雖然道理上說商稅都要解往三司，但實際上，總還是按比例留一些在地方。這是歷年常例，以備本路水旱不常，出現災情，漕司可以在本路從容調撥。當然，地方上多出來的錢最大的來源，還是在銀行身上。銀行開到哪裏，哪裏的錢糧便應當比往年輕鬆許多。」

    趙禎對這一點很感興趣，對徐平道：「這是個什麼道理？你詳細說一說？」

    「陛下，朝廷從百姓身上，不管是京城還是地方，每收上來一文錢，都要花一定的本錢出去。朝廷收稅賦，是要花本錢的，絕不是賬籍一勾錢就收上來了。收一戶的稅，要有差役催繳，要放到庫里，要有人點算，要有人運送，諸般種種，不一而足。千萬不要小看了這收稅賦的本錢，臣曾經算過，以往的年份，每從民間收上一文錢來，以開封府論，就要花三文的本錢，收的錢越細碎，這本錢越高。而到了外路州軍，京東京西路，一文稅的本錢則不下於五文，荊湖、福建、川峽四路則到十文，到了二廣那樣的偏遠州軍，則就要二十文開外。往年這收稅賦的本錢，都是由地方負擔的，所以嶺南二廣以及沿邊三路，都儘量讓他們不要解錢到京師來，只是用在地方養軍。萬不得己，也換成金銀輕貨起解。」

    其實豈止是收稅，政權維持統治都是要花錢的。所以才有對偏遠的地方，不但不收他們的稅，寧可由中央朝廷補貼。補貼的是統治成本，看起來虧了，實際上從整個社會效果來說，僅僅是經濟利益上，中央朝廷也是賺的。這一點大家心知肚明，假裝不知道罷了。

    這個年代的收稅成本非常高，包括收稅的成本和運輸銅錢的成本。以占的比例最小的現金運輸成本為例，從襄陽郡一帶沿水路運銅錢到京城，運一千貫錢的運費就大約是一千五百貫。三司收到他們的錢，還要額外搭五百貫進去，實際上是虧本的。這銅錢還不能不運，不然天下銅錢分佈嚴重不均，造成的後果比這虧五百貫還嚴重。

    所以地方上一些細碎小額的稅，為了壓縮成本，會以一定的數額讓攬頭撲買。攬頭由官府授權收稅，比定額多了便就是自己的利潤，比定額少了自己補上。這不是包稅制，而只是一種靈活的收稅形式，實際上徐平前世在某些年代也曾經在農村地區的集市廣泛施行過。沒有辦法，這些稅的收稅成本太高了，官方又需要這筆錢，只能這樣做。

    收稅的成本是由地方負擔的，所以只看收了多少稅並不能反映民間的稅負負擔，還要看為了收這些稅花了多少成本。不過這個問題太複雜，而且也敏感，以前大家只是裝作不知道罷了。三司財政寬鬆了之後，徐平首先就是免掉了那些細碎的稅收。

    大額稅收的成本相對來說低得多，再配合公司制度，收稅成本一下子劇降。而最重要的是銀行系統，一些固定稅收地方上要求自己主動交到銀行去，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