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走了徐宗仁，趙昺陷入了沉思。一筆閣 www.yibige.com 更多好看小說此前他一直以為在自己多次的整頓後，官吏隊伍已經趨於穩定，並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正所謂可以共患難，不能共富貴。今日一席長談，他發現自己過於樂觀了，形勢的變化已經讓人心浮動，不僅是個人想從勝利中得到好處，且開始從各自的階級利益角度考慮，欲在其中分得最大一塊蛋糕。

    趙昺卻清楚雖然己方暫時取得了勝利，但革命遠未成功，且仍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蒙元絕不會坐視其身旁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新生政權，不管和議能否達成，兩國之間的戰爭也依然會持續。而一個穩定的政權是保證勝利的基礎，那作為國家管理者的官吏隊伍就首先要保證穩定和高效、務實。

    官與吏在職能上的區別就在於官主政令、吏主事務。也就是說，官員主要是負責管理本部門或本地區的行政事務，側重於宏觀管理與控制，並有一定的決策權力，從而呈現出指導、管理、監督、協調等職能。而吏胥作為政令執行者和直接的管理者。

    趙昺明白胥吏在歷朝歷代的政權中都是不可或缺的，當然也清楚他們留給世人的狡詐、貪婪形象。不過他以為從事實來看，胥吏的積極作用應大於這個群體的消極影響。宋代胥吏在各級官府中所發揮的作用之大，不僅超過了隋唐，亦為明清胥吏所不及。他們雖然卑賤如奴僕，卻往往能夠代官理政，越權行事，逐步成為官府中的實權派。以致士大夫驚呼近時吏強官弱，官不足以制吏。甚至將官府曹司形容為公人世界。

    如果要解決官吏相侵的問題，趙昺知道並非一紙詔令可以解決的。而是要從宏觀角度去看，卻不是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當然形成這種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根本的一點，即是官僚士大夫在處理政務過程中對胥吏的依賴程度不斷增強。官員越倚重於胥吏，則胥吏在國家政治中所發揮的作用就越加突出。

    之所以會出現官員依重於胥吏，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涉及到國家對官與吏管理模式的不同，亦關乎官僚士大夫對政事的態度，也就是說，士大夫專心學術而無心細務；胥吏則專於俗事而詳知法典。胥吏長期在官府內從事諸如抄寫、謄錄之類的具體事務，年深日久，對本部門內的各項法令自然詳熟。而官在不然，他們讀的是聖賢書，對於實務可謂是一竅不通，不得不依靠胥吏來代為行事。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宋代官制與吏制各自具有相對獨立的體系，官有流品吏有資級，如果想由吏入官，按照吏胥升遷制度的規定則十分困難。仁宗時改為文官三年一遷，武官五年一遷。導致無有賢否，由出身而關升，由關升而改官知縣，由改官知縣而為四轄六院，由四轄六院而為察官，由察官而為卿監侍從執政，資課者。

    這種轉遷制度所帶來的負面影響是削弱了擇賢而任的作用，使得賢愚不分，升官要靠論資排輩，而官職的變動往往是與待遇相勾連的。吏員由於升職困難，提高待遇無望，而按規定吏員的薪俸很低，甚至地方上有的吏員純屬義務勞動。沒有工資，拿什麼養家，胥吏們自然工作消極，不得不靠敲詐勒索、貪污公帑過活。

    如此看來整套官吏體系就是在逼人作惡。也許有人不明白，一國政府為什麼要逼人作惡？其實說到底趙昺覺得根子還在皇帝身上。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搶了他的權力，可天下太大，一個人怎麼也玩不過來，只能把權力轉移到法規、制度之上，並且一環套一環地互相牽制。

    結果就是天子的權力沒有交給大臣們，也就是「官」，而是交給了執行法規、制度的胥吏身上。胥吏就是帝國的「治民事」的規章、制度的執行者或者說人格化表現，他們的得勢，在於皇帝對於地方治權的全面收奪，「治民心」的官們也是皇帝防備的對象。千百年來也有人想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直至現代仍然沒有能夠完成。

    趙昺自知也沒那麼個本事，可無論如何胥吏階層已成為中國社會一個不容忽視的群體，若不能解決這個問題，必然會帶來極為嚴重的後果。而既要治標又要治本，他以為還得從制度上來想辦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又能保證各方利益的規章。

    在歷代的律法構建中，趙昺覺得唐朝最值得學習。雖然自唐太宗以來時有政變不時發生，但是唐王朝並沒有出現衰敗的氣象，直至迎來開元盛世。他認為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確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運作，以儒學思想為標準涵養官員德行，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視官員的德行。而所謂官德，並不是簡單的品德培養，實質上還是一種價值觀的養成。

    從唐太宗開始，堅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並認為德行影響吏治、吏治關係王朝興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監察制度等，都是在這一理念下建立起來的。從唐代的實例來看，價值觀的養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後，白居易還說「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這種影響力清晰地體現在制度上，也反映了價值觀的穩固。

    《唐律》對於官員沒有恪盡職責的各種行為都作了具體的規定。標準如何、違反規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處分都明確清晰，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有規章自然就要有監督，唐朝建立起了垂直有效的監察制度，御史台長官直接對皇帝負責，且朝廷對御史選任非常重視，其有權直接彈劾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長官在內各級官員，對地方官員的監察也無須向地方長官通報。

    此外唐代制定了嚴格的審計制度——勾檢。勾檢制度涵蓋全國各部門及各級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季、每年都有勾檢。這對於提高官員工作效率和管理公文起到了較好的作用，也有利於及時發現工作中的問題、隨時糾正錯漏。嚴格來看，勾檢制度是監察制度的一個部分，但又有着較為獨特的工作形式，是治理懶政官員十分的有效方法……

    一想到法律，趙昺就不止是腦袋疼了，而是腦瓜仁都疼。因為至今大宋都沒有一套完整的法典，且極為混亂。加上蒙元入侵各種典籍喪失殆盡，畢竟戰亂之時逃命是第一位的，沒有誰還想着帶着那些沉重又『無用』的書籍。這就導致行朝一直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大家都是根據慣例，或是散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