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陽伯府簡樸而又不失威嚴，換在一年前還不是這樣，只不過在皇帝力倡節儉，反覆提及，並屢次批評教育那些用度奢侈之家，鋪張浪費之舉後，作為大漢有數的權臣之一，趙匡義自然也謹遵皇帝教誨，領會皇帝意圖。

    於是，廣陽伯府的日常開銷一下子減半，曾經那些張掛各處，展現權力、地位與富貴的金玉綢飾，都消失無蹤。

    除了權力與名位之外，趙匡義還是一個十分嚴謹克制的人，甚至可以說是一個不錯的人，在生活作風這種小問題上，更不可能和某些人一般，逆着皇帝的意志來。

    對於皇帝厲行節儉的舉措，朝野之間當然一片稱讚，這畢竟是政治正確的事。只不過他們背地裏是怎麼想的，就難與外人說了。

    同時，依附於權貴們的那些奴僕、扈從，反倒是怨聲一片，畢竟，他們的待遇肉眼可見地下降了。權貴們的奢侈享受，有很大一部分營養，實則是被寄生於他們身上府中的蟲豸們吸取的。

    當然，劉暘在生活作風上的提倡與約束，也不僅僅留於口頭上，畢竟，連詔書制命都有人敢陽奉陰違，何況這種不致命的事情，該有的手段，劉暘也用盡了。

    從雍熙元年秋開始，除了對一些權貴明確提出批評之外，劉暘也開始在人事上給這些人設阻，有皇城司、武德司的輔助，勛貴、官僚們之間那千絲萬縷的關係，不說全部摸清，總是有個脈絡可循。

    不聽上意，那麼今上就從他們最在意的地方去炮製，打他們利益核心，而正巧，從蜀亂爆發之後，朝廷便藉機提出了一系列的吏治教育改革要求。

    在這個過程中，一些清廉能幹的官吏得到了提拔，相反，曾今那些不以為意甚至肆無忌憚者，則被貶、免、流「照顧」上。其中，有不少在稅改大政下興風作浪抑或玩忽職守乃至陽奉陰違者，都得到了懲戒。

    在雍熙元年下半年不到四個月的時間裏，從中央到地方，從行政官、司法官、治安官再到監察官，在吏部尚書慕容德豐的主持下，罷免、替換、問罪官吏達五百餘人，其中有近半都是各地、各署的頭腦人物。

    如此大力度的吏治整風，可是劉暘繼位以來空前的大手筆，引得上下格外不適，甚至在行政上引起了不小的混亂，很多人都表示不滿。

    尤其是川蜀爆發大亂的情況，很多人都以此來勸諫、提醒劉暘，但劉暘卻也同樣的理由反駁回去，川蜀之亂正是給他們上上下下提了個醒，究其原因，正是吏治污濁所致。

    朝廷若不引以為戒，即行整飭，難道要等到全國各地，邊地烽煙，處處叛亂，再行挽救嗎？

    同時，劉暘還能擺出一大堆官吏失職、權貴犯罪、豪強猖獗的案例與證據，只是在政治上整風，已經是皇帝克制寬忍的結果了。

    從河清之行，到川蜀叛亂，雖然樣本不算多，但皇帝劉暘倒也勉強觸及到了問題的根本，當然不是土地矛盾、生產所有制上的根本問題。

    而是，劉暘深刻地意識到，吏治不清，皇帝的權威不固，就別提什麼改制改革，再實惠考慮再周全的政策，都別想落實好。你以為的治病良藥，落到平民百姓身上可能就是要命的毒藥。

    也是基於此點認識，劉暘開始從「稅改」的窠臼中擺脫出來，開始跨步前行，有力出擊，真正從吏治着手，開始收權立威。而人事權，在任何國家、任何體制中，都是最核心的大權，劉暘當然要收到手中。

    當然，要實現這個目的，不是靠簡單粗暴地免些官、換些人就能實現的，如果新上任的官員與前任一般，那也只是白費功夫，反而造成政局動盪。

    因此，針對前前後後、反反覆覆由內外臣僚們上奏提出的「稅改之弊」，劉暘提出了一系列的指正意見，而這些根據實際問題、弊病提出來的政策意見，則在不斷的完善之中逐漸形成劉暘的施政綱領。

    總結的來說，就是「肅清吏治，加強監察，與民以惠，保證公平」。治政先治吏，安邦先安民，人治社會中以人治思想政策治國安民造成的問題，終尋求以人治的方式去解決。

    這條路終點難說何方，最後也未必走得通，但隨着劉暘抓住「重點」，至少眼下，是以一個穩健有力的步伐朝着一個明確的方向前進。

    雍熙元年的皇帝劉暘很辛苦，除了軍國大事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