誠如顏之推說的「少年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少年時候的習慣甚至會影響人終身。朱慈烺在讀書的時候就是學霸一類的人物，很自然地沾染上了「權威崇拜」的習慣。這使得他對明朝，以及明朝社會並不抱有太大的好感。

    朱慈烺對宗族的認識，很多來自於魯迅的小說。然而真正走入百姓之間看一看，與身邊飽受「宗法大山」壓制的人民交流之後，朱慈烺卻沒有發現禮法在吃人。而那些出現「吃人」現象的地方，恰恰是因為禮法不被尊重。

    因為這樣的矛盾，讓朱慈烺仔細梳理了一下自己的歷史與文學知識，加上這些年來的見聞，總算找到了另外的可能性。

    宗族宗法社會本身具有政治和法治兩重屬性，是對皇權的補充。自己一直糾結的問題，如果細細分析，其實是如何保有其政治屬性而擊碎其法治屬性。

    在新文化運動對宗法社會的戰爭中，新興的公民思想要擊潰故有臣民思想，顛覆傳統道德和其價值觀。故而在魯迅等人眼中，歷史書里滿篇都在吃人，字裏行間都是血跡。這些干將們註定要擊碎宗法社會政治和法治的雙重屬性，宣揚自己的價值觀，並將之根植於天下百姓的頭腦中——所謂啟迪民智。

    無論是先來的「德先生」「賽先生」，還是後來的「馬先生」「列先生」，皆是如此。

    當時的中國已經到了病急亂投醫的地步，尚可原諒。此時的大明卻根本沒有那樣的社會環境和思想條件。

    作為大明的皇太子，朱慈烺從未想過要發展社會主義，至於資本主義也僅僅是一株似有若無的萌芽，所以他在現階段必然要站在傳統道德的立場上。保護宗族宗法的政治屬性，鞏固自己的法統地位——否則帶人革自己的命麼？

    又因為有前世的記憶，所以朱慈烺對國家司法權十分敏感，這就促使他要擊碎宗法社會的法治屬性。

    一旦開始反思，也就能夠看清事物的全貌了。

    魯迅本人和其他左翼文人一直有「論敵」存在。可見在這場戰爭中他們也只是其中一方，掌握真理的可能性只有百分之五十。如果魯迅所言切中了所有社會問題的根結，為大眾所信服，他就是精神領袖了——事實上他是個鬥士、狂人，用流行語來說只是個「小眾寫手」。

    一旦釐清思路，明白自己所面對的問題。自然也就能迎刃而解了。

    隨着各宗族族譜在縣府備案，家規族訓、鄉規民約都有了府縣衙門、三老、外姓的介入，誰也不能關起門自說自話。借着如今皇太子的薄達雲天的聲望，各家對於這種介入都秉持了最大的寬容和歡迎。而介入者也因為傳統思維的慣性作用，以最大限度的尊重，儘量不對他人家事指手畫腳。

    在互相謙讓之下。政治層面的工作推進極快。

    關鍵在於法治層面。

    如何保證宗族內部不會說一套做一套，關起門來執行家法？

    馮元輝提出的辦法是「巡迴」。

    各縣裁判所定期派出法官巡迴各村，頭一日公開接受訴訟，審理案情。翌日立一帷幕，村中老幼次第而入，報上自己姓名住址，各給紅綠豆一枚。無事者交付綠豆。將紅豆投入缸中。有冤不能口述者則暗遞紅豆，丟棄綠豆。

    等見過了全村老幼之後，法官便請縣裏警察一道暗訪，查明事情真相，保護弱勢訴冤的當事人。

    縣裏有裁判巡迴各村，府里有推事巡迴各縣，多一個渠道就少一份情弊。再加上風憲官或明或暗的監督，不敢說政治清明，暗無天日卻絕不能夠。

    在這番動作之下，河間府任丘縣百姓的戶籍上多了一項頗有地方特色的填空：所屬宗族祠堂。

    各宗族祠堂作為宗族核心。一併被官府登記在案，同時登記的還有宗族所有的宗產，包括義田、公田、祭田等等。這在官面上的說法是：保護族產，不使不肖子變賣、偷盜、侵佔。然而其後手卻是針對那些貪官，防止貪墨資產轉移至族中。看似兩袖清風，其實已經吃得腦滿腸肥。

    河間府和新成立的民部，以及大理寺都派了人前來視察。河間府考慮如何將之推廣全府，大理寺則要考慮如何形成條文，確定《皇明宗族法》文本。民部嘛，什麼都不用考慮，只是來幫忙幹活的。

    一個主事帶了一百個從十歲到二十歲不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