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做事，有皇帝的邏輯。也可以說，有皇帝的價值觀體系。

    鐵路，技術，蒸汽機，甚至資本，都是器。

    器, 可以選擇怎麼用。

    屁股坐在哪，決定了怎麼用這些器。

    從一開始決定下南洋、伐印度開始，在皇帝這，一直盯着的就是劉鈺說的錢。

    香料的錢。

    印度的稅。

    統稱，都是錢。

    按照先秦諸子某一派的說法，愛和用是有極大區別的。

    那皇帝是愛錢呢？就像是愛手辦、愛老婆、愛紙片人那樣，就願意捧着錢睡覺，聽着錢嘩啦嘩啦的響聲？

    還是想要用錢呢？

    拜物教、拜商品教、拜金教，對皇帝而言，實在是沒什麼興趣。

    因為皇權之下，他就是拜君權神授教的大教主，為啥還要去搞個拜商品教的世界，然後再靠「自我奮鬥」，做終產者這個最終教主呢？

    那不是閒的嗎？

    既然能夠區分，那麼皇帝貪圖南洋的錢、印度的稅，是為了用，不是為了愛，那麼用來幹啥？

    自然是用來穩固自己的統治了。

    皇帝讓太子去讀《鹽鐵論》，其實也就是在告訴太子，大順現在像大漢，這些各種除農業稅之外的朝廷之利，養活了一個龐大的事功之臣階層。

    這些東西，既是中央政府的核心稅源, 也是事功之臣們存在的經濟基礎。

    靠那些農業稅，是養不出一群事功之臣的, 也是無法為事功之臣的存在創造一個經濟基礎的。

    事功之臣到處做事, 前提得有錢。

    沒錢, 就沒有事功之臣存在的土壤。

    除非腦子鏽了，放開地方權，讓事功之臣都去地方當藩鎮，但這本質上也是讓他們弄錢，沒錢啥也幹不成。

    皇帝讓太子讀《鹽鐵論》，真正想讓太子明白的，還是一件事。

    武帝崩後，為什麼要有鹽鐵之議？

    鹽鐵之議後，為什麼會有王莽改制？

    還有就是在給的那本書里，為什麼劉鈺會諷刺荷蘭和英國東印度公司，不是在改進捕鼠器，而是在取得一個專營特許的特許捕鼠權？

    大順的這些大型「財閥」，是否和英、荷、法等西洋國家的一些特許專營的行業類似？

    大順這些年湧現出的大量的事功之臣，大量的邊疆餓狼、大量的試圖在邊疆和殖民地搞事的「能吏」，他們存在的經濟基礎，靠的是什麼？

    現在中央財政，或者說皇帝內帑, 如果能再難道印度的稅收白銀，這筆錢應該怎麼用？養一群什麼樣的人？來解決什麼事？才能讓皇權恆久遠？

    白銀是財富嗎？

    白銀能買到想要的東西, 並且儘可能大宗物價穩定，靠的又是什麼？

    如果河南、川楚等地發生了災情，朝廷的白銀是可以救災的財富嗎？而如果是松蘇等地發生了災情，朝廷的白銀是可以救災的財富嗎？

    二者如果不一樣，那麼區別在哪？

    當種種這些皇帝想要考核太子的內容，歸結到一個「先修哪條鐵路」這個被極大簡化的問題上時，皇帝也必須給太子講清楚一件事：

    大順之前，承接明制。

    大順自稱，追慕李唐。

    但實際上，此時的大順不論是軍功制度、郎官制度、事功之臣的花銷、中央財政的收入比例，土地稅占財政收入的多寡，都更像是變種的、但不是百姓授爵制的漢。

    關鍵就在於那句話：鹽鐵之利，在利，不在鹽鐵。西域之地，或許在西，也未必不在南。

    不可只見其形，刻舟求劍，而不得其意。

    大順不搞鐵專營的原因，只是因為他媽的對外貿易的管理和壟斷更賺錢，而且更容易管。賣鐵鍋農具啥的，一年累夠嗆，還掙不了幾個吊錢，現在非要專營這玩意兒幹啥？

    而漢時候鐵專營的收益，可完全類比此時的絲綢瓷器茶葉出口。

    過去的鐵，不是現在的鐵。

    鹽鐵之利的本質，在利，不在鹽和鐵，或者說與時俱進，就應該像是井田一樣，以至於現在復古派都是「能井則井，不能井則